党内领导层的诗性之风,这篇诗性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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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均写过旧体诗词.、周恩来这批后起之秀,建党前也写了些旧体诗,周恩来还写过新体诗.记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艺行家,精通诗、书、文、印.张闻天、陈毅在1920年代初还曾做过文学梦,写白话小说.更老一点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旧军人出身的朱德、叶剑英,均是旧体诗老手.甚至连思维方式“理性”得有些钻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話写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诗.
1946年,有一个罗伯特·佩恩的美国人到延安采访,听说曾编过一本自作诗词《风尘集》,遂四处寻访,但直到离开延安也未见到.翌年,他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的觉醒》一书中记述说：“据了解,他（）有自己的诗词选集,甚至有可能已经发表——关于其诗词方面的信息很难得到,但名为《风尘集》的选集是一定存在的.《风尘集》的意思是‘风沙诗词’,可能是表达它们稍纵即逝、动荡不定的特征.但选集,如果有印制的话也是私下印制.”
这个记述留下了一个悬念.最近,有人忽然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1936年2月写的两首《读〈风尘集〉有赠》.诗中称赞《风尘集》作者,“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作家所称这些文韬武略、纵横捭阖的情状,其对象很像是.诗前还有一小序,“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应指1936年2月率红军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由此推论,林伯渠读赞的《风尘集》,正是罗伯特·佩恩当年寻访的那本,而且,编出后还送给了林伯渠这样的诗友.
这只是聊备一说的猜想,但里诗人多,领导层内拥有一个以为首的时相切磋的诗人群体,确属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均写过旧体诗词.、周恩来这批后起之秀,建党前也写了些旧体诗,周恩来还写过新体诗.记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艺行家,精通诗、书、文、印.张闻天、陈毅在1920年代初还曾做过文学梦,写白话小说.更老一点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旧军人出身的朱德、叶剑英,均是旧体诗老手.甚至连思维方式“理性”得有些钻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话写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诗.
捡拾人的历史,还有一种景观让人唏嘘感慨.那些成为烈士的著名人,不少人都留有诗作.在告别生命前,许多是连同尚未度过的青春一同告别的,也习惯于以诗明志.其中,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刘伯坚、袁国平、李少石、续范亭、许晓轩、贺锦斋、杨匏安、吉鸿昌、宣侠父留下的是旧体诗,刘伯坚、恽代英、周文雍、罗世文、车耀先、夏明瀚一大批人写的狱中诗、绝命诗、就义诗,也属于旧体.方志敏、关向应、彭湃、柔石、殷夫、林基路,以及叶挺、赵博生、杨靖宇、李兆麟这类战将的遗作,则属于新诗.有的烈士,如邓中夏、瞿秋白,既写新诗,又善旧体.
无论新诗还是旧体,都是人在独特文化土壤上必然长出的革命理想之花.因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特别吸引人,特别能够产生出诗的和想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干事业拼理想,拼人格,拼智慧,拼力气,这若干的拼劲,有时候便“挤”出一片诗性的天地来.陈毅在南方一个叫梅岭的地方被敌人包围,“虑不得脱”,自以为今日必死,死前想做的事情,竟是写诗,写了什么诗呢?“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到了阴间,还要率领那些先死的旧部们扯旗造反.写诗和革命都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进而让写诗和革命实现了相互间的无缝对接和一体融合.人在那个年诗是件寻常事,在领导层形成一个诗人群体,也属必然.的诗性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得以张扬宣达,进而成为这个诗人群体的领袖的.
人的政治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其诗性的文化影响.1945年,便把人的诗性之风带到了重庆,这不仅指他的一首《沁园春·雪》,让各色人等见识了人的“文采”“”,还指他同国民党大员交往时,也把诗词作为上佳的沟通方式.1945年9月6日赴陈立夫、于右任、叶楚伧等人的午宴,席间称道于右任1941年拜谒成吉思汗陵后写就的小令《谒成陵》,还随口念起：“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数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就自然洒脱地向对方传达了人对诗人佳作的欣赏,对佳作背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情怀的称赞.
与柳亚子的交往,更展露出人的诗性之风与人士在文化上的共鸣.两人诗心互动,唱和不少,交往特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进北平之初,到颐和园柳亚子住处拜访,柳正在午睡,便站在院内太阳底下静静等候.此番情态,与“作秀”无干,根本上是精神文化上的一种默契和尊重.柳亚子是词坛泰斗,是近代以来精神文化界的狂狷奇士.1937年给何香凝的信中曾评价柳亚子：“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他拜访柳亚子时所尊敬的,当是“人中麟凤”的文化人格.而自身的文化人格,也跃然而出.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拥有诗性的人,比较容易被各种利益异化,柳亚子一生则不被异化,虽然不太像一个掌握政治艺术的革命家,但他一生执着率直,诗性真切,在今天的正面价值不小.当然,特立独行的率真,也造成了他的历史局限.但是,率直真切的诗性,是不能否定的,它常常能够逼近文化底蕴,靠近理想人格.的尊柳之举,也并非全然是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的.
回到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性之风和创作状态,大都还保持到了晚年.前些年曾看到朱德亲属向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捐献的一批朱德生前遗物,其中有本1976年2、3月号的大字合订本《诗刊》,看来是为当时的一批老同志特印的,朱德在上面亲笔写有“1976年4月30日读完”字样.新编本《朱德诗词集》收入最晚的一首诗写于1976年2月,那时他已经整整90岁,不到半年就逝世了.叶剑英80岁的时候,写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名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早在延安时期便成立了“怀安诗社”,新中国成立后仍时相唱和.董必武1975年3月5日创作《九十初度》,称“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不到一个月后即逝世.异常忙碌的周恩来诗作不多,但1958年11月17日给邓颖超的信中却提到：“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周恩来写的这首诗已交《人民日报》排印,是在发表的前一天主动撤下来的.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填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擅长何种文学样式那一栏,填的是“写诗”,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由早期革命家组成的诗人群体,没有呈“高开低走”之状,他们的诗性之风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衰减,建设年代仍然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激发着他们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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