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该文是关于抗战时期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抗战时期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北平沦陷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辅仁大学因其德国教会背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通过辅仁大学学生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重视语文、历史及体育团体活动,而对不得不开设的日文课程,师生多采取应付态度以消极对抗.辅仁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独立色彩,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寻求民族文化根脉的文化家园,凝聚着师生们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隐性抵杭,而辅仁大学也通过坚持办学自主性,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一定貢献.
[关键词]辅仁大学；沦陷时期；战时教育；董毅日记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119-06
北平沦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迁或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原有办学的高校为数不多[1],其中,辅仁大学作为沦陷前北平“五大学”之一,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抵制日伪的奴化政策,被誉为“抗日大本营”[2]（p.164）.学界对于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已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长陈垣及国民党政权对辅仁大学的组织等间题,而对辅仁学生在校的真实学习状态少有关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人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董毅的日记为主体史料,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观察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的办学特色,以及沦陷区青年学生对抗战的感受和认知.
一、坚守在沦陷区进行战时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大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清华等多所高校陆续南迁,最初几年,“硕果仅存,赖以支撑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辅仁两私立大学.这两所学校,因是教会所立,由外人为靠山,所以尚能苟延残喘”[3]（p.27）.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惊涛巨浪中,屹然未动”,一同被视为“鲁殿灵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辅大还保持着半独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也最终被迫关闭[6]（p.58）,仅剩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众眼中,当时的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站在教育界的先锋”[8].
沦陷时期,青年学生报考高校会有所比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的焦点”[9]（p.264）.所以,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不仅“仍照常开办”[10]（p.697）,其规模还得到进一步扩大.
北平沦陷后,“辅仁在应付上,虽较困难,差幸尚能上课”[11].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校所处的困难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等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以至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能坚持原有教学风格[10]（p.697）.辅仁大学借助教会的力量应对日伪政府管控的同时,一直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开放状态,基本延续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辅仁大学还建议与京津地区其他国际教育组织协力合作,以如下三条原则为指导：“（一）独立管理（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帜；以示正义不屈.”[12]（p.7）
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13]（pp.209-213）.这是国民政府对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坚持原有教学方针的认可,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落实.战争开始时,对于教育是要服务于战争,是应该保持正常的教育体系,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论.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虽然教育不可以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不应把所有的青年都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赶到战场上去[14]（pp.128-129）.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鼓励青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坚持完成教育.
二、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占领北平后,日本“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识‘东亚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视各种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学校,开设了各种师资训练学校和“职业学校”,强迫中国子弟人学.就大学教育方面,日本开展所谓事业本位的教育,设立了伪“北京工商学校”,以及伪“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日伪政府除从日本方面聘请教授,设立日本文学、日本美术、日本精神讲座等科外,还组织了“临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将各校课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浓厚的所谓“汉奸”教科书[15]（p.24）.沦陷时期,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人大批日籍教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学校强迫学生读日文,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准读中国历史,有的大学则用从东北运来的伪“满洲国”编写的历史教材,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在华北的教育政策不似东北那样强化,重在控制而不是发展,因此,“也不是无漏洞可钻”[13]（pp.174-175）.辅仁大学虽然从外部也不能摆脱日伪统治的管理,如当时日伪政权各种管理机构不下十几个,但由于德国人及教会方面与日伪政府周旋,经过往复协商,校内教学体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程[7]（pp.239- 240）.
与日伪直接控制的大学不同,辅仁大学在整个沦陷时期的课程设置仍基本保持原有体系,坚持用中国课本.如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性的必修课较多,专业性课程较少.学校特别要求,无论何院、何系,在第一学年必修“国文”及“英语”等语文课,而“国文”每两周有一次作文,并选优者于“以文会友”玻璃橱窗公开展示.“于此不难想象校方强化语文教育,以乃重视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学年,每周四也选了必修课国文[17]（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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