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尼采译介萌芽阶段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本分析,本文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文参考文献：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利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晚期代表作Also sprach Zarathustra（我国一般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下文中笔者将酌情将其简称为《查》）在我国的译介已超过百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查》在我国的译介历经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直至今天,亦经历了几次和低谷.本文将择取其中最初的一段,即清末民初对《查》进行译介的萌芽阶段,以多元系统论为支撑,对当时译者们的译介策略进行探讨.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的“归化与异化”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门学说,常应用于文学、文化与翻译研究的实践.在拓宽翻译理论的研究视野、促进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由符号支配的人类各种交际形式（如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意识形态等）,应被视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社会符号系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诸多成分组成的、开放式的,是一个有多元系统组成的系统网.这些系统的行为各不相同,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并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来运转.在这个多元系统内,不同系统之间并非保持着静态的、恒久平等的地位,它们时而处于边缘,时而位于中心,并且一直在争取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所以,在任何多元系统的内部,某个系统的边缘或中心位置的移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与整体内的其他系统,甚至是与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多元系统相关联的.①
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元素之一,是该系统中不可或缺且异常活跃的一部分,它在三种情况下会从文学系统中的边缘占据到中心位置,分别是：第一,当文学多元系统尚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之时；第二,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弱势”状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之时；第三,当文学多元系统经历某种危机、转折点或出现“真空”之时.②埃文-佐哈尔进而沿着两条线索对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一,主体文化是如何对翻译对象进行选择的；其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中的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功能的.在以上三种社会条件下,翻译文学会占据主要位置,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译作将会接近原作,“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体现充分性.为了将新作品导入新的文化,此时的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其结果是接受文化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都“丰富”起来；③反之,当翻译文学起着“次要”作用,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作则会“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为了使译本被目的语读者顺利接受,译者会凭借现有的语言形式找寻最佳的译语对等,而由此,译作与原文间也势必会产生更大的偏差.④综上所述,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翻译文学在其中只处于一个次要的、边缘的位置,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策略；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居于主要位置,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时,译者就会更多地采取异化式翻译.
二、《查》在我国译介萌芽期的背景和译本介绍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曾经在自述里这样解释自己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目的：“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一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于角,自以为可胜,此谓不习水性而斗游者耳！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工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⑤这番话中涉及的“译书”的“功用”,在很大程度上告知了我们近代翻译兴起的文化语境：清朝百余年的闭关锁国和不思进取,导致了国力的最终衰竭与列强的大举入侵,在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持续不断、民族生存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从思想层面汲取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以使国人开化,进而促使其劣根性得以改造、“新民”得以生成,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当务之急.于是,作为引进西方思想最快捷、最重要手段之一的翻译文学大举兴起,而尼采正在此时顺理成章地映入了译介者们的眼帘.
尼采反基督,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孔孟；尼采非道德,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礼教；尼采呼唤超人,挑战众数,颇合‘五四’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尼采鄙弃弱者,颇合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进化争存的理论与落后挨打的教训（等）；尼采攻击历史教育的弊端在于忽略当下人生,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对提倡读经复古的国粹派的反驳等⑥
由此,我国知识界对尼采的传播活动便空前繁荣起来,大量思想家、文学家参与到了译介尼采著作、思想的活动中来,作为尼采主要思想代言者的《查》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译介者们的首选.
王国维是中国知识界阐释尼采学说的真正首创者,也是我国翻译尼采著作的第一位.⑦1904年,他从《查》的英译本转译了该书第一卷第一节《灵魂三变》（Von den drei Verwandlungen,现一般译为《论三种变形》）和第三卷第五节《小人之德》（Von den verkleinernden Tugend,现一般译为《论让人渺小的美德》、《论变小的道德》等）,作为例证引用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85、86两期的《尼采与叔本华》一文中.在两篇译文中的前者,即《灵魂三变》之前,王国维作了简要说明：“《察拉图斯特拉》第一篇中之首章,述灵魂三遍之说”；在译文之后,王国维亦对出处做了标明：“英译《察拉图斯德拉》二十五至二十八页”；针对两篇译文中的后者,即《小人之德》,王国维只节译了该节中的第一和第二小节（此节共有三小节）,译文后亦对出处做了标明：“《察拉图斯德拉》第二百四十八页至二百四十九页”.
继王国维之后,第二位“染指”《查》的,是有着“中国的尼采”之称的鲁迅.鲁迅对《查》有着独特的偏爱.《查》后来的译者之一徐梵澄曾经说过：“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这《苏鲁支语录》,甚为鲁迅所欣赏.”⑧且据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回忆：“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等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的书橱里,到了一九二○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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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探析尼采的超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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