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构建,关于免费视域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视域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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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城市社区生活的载体,公共空间承载着社区的历史和未来.政府-单位-家庭的社会控制结构已经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失效,政府-社区、社会-家庭的二元区隔正在形成.社区公共空间并非哈贝马斯语义中与政府对抗的公共领域,而是填补政府逐步退出、社会稳步进入所形成的社区治理网络间隙的场域.社区公共空间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往复互动的媒介,能够在优化公共服务、化解社区冲突、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重构治理关系.当前社区公共空间的成熟度普遍较低,面临着公共活动参与不足、活动中心更具象征意义、公共空间自主性不足等困境.通过梳理近年来上海D社区“三治融合”的公共空间构建路径,寻找能够产生公共空间的约束条件,更为中国的社区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公共空间；“三治融合”；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3-0021-08
作者简介：辛方坤,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433）
自2002年社区建设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中国的社区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社区成为16年来“了解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景观”①.后单位制时代,社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②,但主体关系的不畅也造成了国家、社会、市场、居民等争夺社区话语权的纷繁景象,不仅妨碍社区内部力量的积聚,还直接影响“看得见”抑或“看不见”的国家权力运作.于是,抢车位大战、业主手持盾牌“清场”物业、邻里“冷漠症”等共同体困境持续上演.是否存在众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场域,既是社区与国家互动的场所,也是社区与家庭之间的纽带?“百姓畅言堂”、“社区睦邻中心”、“志趣组织”等创新探索,正在试图填补其中的缝隙,他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社区、家庭之间的*作用,但将这些创新探索上升到理论层面,学术界仍在不断尝试.而且,这些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碎片化、偶发性、异质化的境遇,如何使之系统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理念,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8年10月27日.因此,本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尝试从法治、共治、自治的“三治融合”视角探索社区治理体系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无论是国家的直接干预还是间接调控,社区都不是孤立的,需要发现社区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空间,使社区治理的规则和秩序得以重构.
一、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关系重构的重要载体
从1998年的福利分房制度終止,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的快速商品化不仅重构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也使城市的社区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向陌生人社区转变,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 贺雪峰、刘锐：《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当前的社区已经回不到20世纪50年代蓬勃鲜活的“黄金年代”,也有别于共同体色彩更为浓厚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陌生人依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无论是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领域,还是社区服务的社会活动领域,陌生人已经成为社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依靠血缘、地缘、业缘的传统社区共同体已经瓦解.由此造成了社区成员的高流动性、社区空间的高开放性、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等特点,并带来了社区公共精神缺失、秩序整合、利益冲突等治理难题.公共交往和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熟悉,“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在以家庭为单元、契约为纽带的现代社会中,空心化的邻里关系亟需“事缘”这个新的纽带以增进熟悉,即社区居民通过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而建立起彼此熟悉、互帮互助的紧密联系.事缘关系本质上基于利益与情感的需要,“以社区居民共同面临的问题为契机,倡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彼此熟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生活质量” 王冬梅：《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关系构建过程中需要能够支持众多参与者共同协商、行动、交往的载体,于是就产生了对公共空间的现实需要.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概念图景上,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占据着模棱两可的位置,其研究从城市地理的边缘移动到了政治社会领域,公共空间的概念也从场所、平台等物质空间扩展到政治参与的互动空间,研究的范畴也从实体空间如建筑布局、规划方案拓展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创设等方面.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公共空间的研究建立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甚至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差异.公共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始于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把人类实践活动分为劳动、工作与行动,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三个领域：个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她认为,人性中最有价值的特征是通过社会交往实现的,人们进入以自由平等关系为要旨的公共空间,通过言谈和行动展现自我的独特性,是实现人性“完整性”的必备条件.在面对公民逃避公共事务、远离公共空间的问题上,阿伦特认为,“重要的是构建和保卫公共空间：如开放公共事务的参与机会、确定真正的政治问题（即区分自由的领域与必然性的领域）、确立、结社自由和公务公开等” 金自宁：《公共空间与政治自由的实践》,《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的集大成者,并深受阿伦特的思想影响.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等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页.公共领域的特征是非强制性参与,它在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开辟了一个空间,辅以体制化的保障,公众可就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自由、公开和理性的讨论,以促进公共权力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交往理性才是协调日常生活的准则,而不是工具理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交往理性去拯救现代性.社区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但现代社区仅仅是地域共同体,具备交往属性的精神共同体正趋向瓦解.本文认为,社区公共空间是由多元的社区行动者共同参与形成的、“自我展现”的场域,不仅是社区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的展现场所,也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容器,更是重构基层社会关系的权力运作工具,以达到提供合意的公共物品、解决社区冲突、培育公共精神的目的.作为社区生活的载体,社区公共空间体现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承载着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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