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学家使命,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法学家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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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表明,学术追求和政治担当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在于：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洞悉历史逻辑,揭示宪政规律；立足客观实在,形成宪法共识；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而中国宪法学家政治担当（推进 政治）的基本维度在于：中国国情是发展 政治的基础,宪法思维是促进 政治的核心,政治智慧是实现 政治的关键.
关键词：古典政治哲人；宪法学家；学术追求；政治担当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02
一、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政治哲人
费希特认为：“人总是有求知的意向,特别是有一种认识他所急需做的事情的意向.但发展天资和满足意向需要人的全部时间和全部力量,这就催生了一个职业阶层即学者.学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人的使命主要是由职业化的学者来完成.”［1］
在古代,科学知识水 融般地纠缠在一起,呈现出整体状态,而所有关于整体的知识统称为“哲学”.探索这种知识的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统称为“哲人”.但随着智识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类,就连人文科学也出现众多分支学科.事物的整体仍然属于哲学关注的对象［2］,
而各个部分则属于其他学科关注的对象.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宪法学关注部分事物,是部分知识.但在法律科学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因此宪法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特别是在立宪主义理念和宪法至上的观念下,所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宪法问题.因此,在法学体系中,宪法学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哲学韵味也更加强烈.作为整体,宪法学本身就是哲学；作为部分,宪法学必须从（总体）哲学中获得理解.[注：
“人们只有借助部分才可理解整体,但何为部分,唯在对整体具有一种‘前理解’时,方能知晓.”（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2）]在这一意义上,对宪法学的理解以及对宪法学家的定位,都必须首先寻求对总体哲学的理解,而古典哲学则是最为纯正的总体哲学.
由于只有哲学,没有分门别类的科学,因而古代世界只有哲人,没有分门别类的学者.因此,古代世界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学家”,但有关法律的思考却从一开始就存在.从事这种思考的人,后来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哲人”.古罗马的瓦罗把这类人的作品称为“神秘神学”或“政治神学”.这两类人在圣奥古斯丁眼里其实是一回事.18世纪的法理学家维科认为,这类人就是政治哲学家.［3］
由此可见,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原初都寄生于政治哲学中；包括宪法学家在内,所有学者的原初形象都是政治哲学家.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政治是人的联合.在人的联合中,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国家共同体因自足性和互助性成为最高的、最权威的团体.由于人的动物性,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共同体（如城邦）或任何将来可能出现的共同体（如“欧洲共同体”）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传统”、“习俗”、“宗教”等规则之上.这些非理性的规则,作为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保证了共同体的特殊性和封闭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封闭性,使绝大多数人成为“自然洞穴”中的“囚徒”［4］,
从而产生个人生活最需要、最迫切的秩序.
然而,人的理性促使人反思、审视自己的生活.政治生活虽然迫不得已,但毕竟不是理想状态.因此,政治生活的尊严源于某种立足于政治并超越政治的东西.柏拉图把这种“超越”理解为人在自然洞穴中的“上升”过程.“上升”的终点是哲学,目的在于为政治社会描绘一幅善的、正当的、理性的理想蓝图.哲人的（今天意义上的学者）使命首先在于探讨并告诉人们超越于政治的理想生活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说,这种使命就是“学术追求”,即不考虑现实中的任何因素,在理论上探讨理想生活的“原型”.[注：
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如此.如牛顿“第一定律”假设的无摩擦力的“理想状态”.]这是所有人都不反对的“使命”,甚至有当今学者视其为唯一使命.
一般说来,由学术描绘的理想蓝图是一回事,而根据理想蓝图改造政治社会却是另一回事.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学者有没有促进政治生活达至理想生活的使命.如前所述,学者的使命在于服务人的社会生活,因此理当肩负这一责任（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一点）.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哲学”对政治的关照,是彻底否定政治社会进而采取颠覆性“战术”,还是“正视”政治社会的迫切性、首要性及其当下的正当性,进而采取改良性“战术”?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意识到后者是必然的选择,并开创了“隐讳教导” [注：
“‘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捉摸文本才能领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和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G］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和历史,彭刚,译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2006：80）（和苏格拉底的“俗白教导”相对）的古典传统.
在“自然洞穴”的隐喻中,政治哲学家（古典时代的法学家属于此列,如亚里士多德）的使命首先是“上升”（走出洞穴）战略,即超越政治,追求真理,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其次是“下降”（回到洞穴）战术,即回归政治,改良政治,指引人的生活,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政治担当.必须明确的是,本文所说的学者、哲人是指一个“阶层”或“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共同体”应该有双重使命,而不是说每一个体都必须具有双重使命.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作为一名宪法学家,学术追求无疑是必备的、首要的,政治担当则是延伸的,也是可以选择的.但一旦做了“延伸”和“选择”,就应该懂得如何关照政治,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会破坏、颠覆政治社会.
综上所述,古典政治哲人的特质可做如下概括：第一,胸怀理想,追求真理,力求为政治社会描绘一幅理想蓝图.第二,立足现实,服务社会,建设性地促进政治生活向着理想蓝图迈进.前者是他们的学术追求,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担当.这双重使命水 融般地结合,构筑了他们的完美形象.
作为古代学者的总称,古典政治哲人尚有学术追求和政治担当的双重使命,那么现代学者更不能例外.就身份而言,作为学者的宪法学家当然具有学术追求的使命.而且,由于宪法学家以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为研究对象,并以 、法治、人权、宪政为基本追求,探寻治国理政的原则、方法和实施方案,因而无疑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担当.因此,基于学者的身份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学术追求和政治担当毫无疑问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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