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谈当代西方左翼思潮,该文是关于童世骏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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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思想界存在着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的话,那么在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共识?尤其是西方左翼又是如何思考、批判这个被全球资本主义“垄断”的世界?西方左翼的这些批判理论又是如何影响到中国思想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大教授童世骏的访谈中,读者也许会发现,西方思想界各派也许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和提出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毕竟是在公开台面上讨论.
以您的阅读和研究范围,过去二十年,西方左派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呈现什么特点?
童世骏：我的阅读很有限,而且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对西方左翼的阅读尤其如此.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左翼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那些共识.当然也有人会说,这种共识或许表明,这些“主义”的标签现在已经不那么有意义了.比方说,左翼学者对分配正义的重视显然与罗尔斯有关.当然你也可以说罗尔斯受了左翼的影响,但分配正义成为大话题,主要还是从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左翼对宪政、市民社会之类问题的兴趣,显然也有自由主义的背景.左翼思想家最近几个十年比较热衷的“承认”的话题、宗教的问题,则与保守主义更近一些.还有重叠共识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著名倡导者是自由主义者罗尔斯,但经常可以在左翼学者的会议和刊物上找到.我之所以对这种各派共识的现象有较深印象,与我自己也主张尽可能通过争论而相互学习、相互接近有关.包括目前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我觉得这种争论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共识或更新共识,而不是越谈分歧越大,越谈隔膜越深.当然共识并不一定是在哲学观点上,也不一定在政治立场上的.我感兴趣的一些西方学者,有的属于批判理论传统,有的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有的属于社群主义传统,哲学观点并不一样,但政治立场却可能相当一致；或政治立场并不一致,但彼此讨论时大家却可以都做到既直言不讳,又心平气和.最典型的是理查德·罗蒂,他在哲学上与哈贝马斯争了许多年,但他说他的政治立场与哈贝马斯没有多大差别,而这一点哈贝马斯也承认.哈贝马斯在与罗尔斯争论的时候,也强调两人之间争的不是基本观点,而是对基本观点的论证方式.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在当今世界,要做一个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同时是社会主义者；要做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产生这种想法,可能与受这些学者的影响有关.
西方左派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歧在哪里呢7
童世骏：分歧当然还是不可忽视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左翼之所以为左翼,还在于对西方现实的激进批判,对当代社会的病理诊断,对别样的生活方式或别样的现代性的追求.真正的学者大概总要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哪怕一个保守主义者,当他在说今不如昔的时候,也是在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理想与理想不一样.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比,左翼学者的理想从价值上更着眼于弱者而不是强者,从时态上更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在当代社会,弱者从人数上说未必可称为“广大”,但这种情况恰恰使弱者的遭遇更加荒谬,使他们的解放更显得紧迫.大致来说,西方左派对弱者境遇的理解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再分配,一个是承认.前面说过,再分配的话题有很强的自由主义背景,而承认的话题有很强的保守主义背景.但与自由主义者对分配正义的谈论不同,左翼往往会重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往往会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谈论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同样,与保守主义者对承认问题的谈论不同,左翼谈论承认问题的时候,更强调歧视或错误承认的对象是某些团体的个人而不是这些团体本身,并且把承认的问题与每个个人作为个人所应享受的权利和尊严挂钩,而不是与某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或社会等级挂钩.
除了“再分配”和“承认”这样的着眼于弱势群体的左翼话语之外,左翼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没有新的批判思路?
童世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样三个批判思路.第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与安东尼·吉登斯等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从简单现代性走到了二阶现代性或返身现代性,社会斗争的主题已经从包括财富在内的“好东西”的分配方式转向了包括风险在内的“坏东西”的分配方式.后来贝克等人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发挥和发展,强调风险的全球性质,强调全球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环节”,这既意味着必须对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有一个相应的转变,又要求对左派的社会目标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在应对充满着风险和冲突的“世界主义化”的客观趋势的同时,追求一个正义的、包容的“世界主义社会”的规范目标.我印象较深的第二种批判的思路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有关.在詹明信看来,与贝克观点相当接近的以“第三条道路”论出名的吉登斯,是以批判现代性的名义捍卫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性；与尤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筹划”的命题不同,吉登斯似乎仍然相信现代性是可以由中产阶级及其经济体系所完成的.詹明信认为,过去几个十年中流行的“多重现代性”、“别样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等等话语,不过是现代性在当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当前阶段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特点,是不仅实在之物,而且虚拟之物,不仅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市场(包括文化市场和学术市场)上的畅销商品.我印象较深的第三种批判的思路是阿克塞尔·霍奈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这位第三代传人的“承认”理论,可以说是继这个学派第一代把“遗忘”作为核心概念、第二代把“学习”作为核心概念之后,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回到了“遗忘”的主题.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使人遗失其根本,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作为人类集体学习的最近阶段所具有的高度片面性,但同时也肯定这个过程毕竟带来了十分值得珍惜的学习成果,而霍奈特则可以说把克服“遗忘”的重点,从批判似乎与文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本质联系的一种普遍现象,转向揭露特定个体在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具体遭遇.霍奈特的批判锋芒因此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主要对准“系统”(货币导控的市场和权力导控的行政)对“生活世界”(人们获得意义、团结和认同的场所)的侵犯,而是对准发生于生活世界内部本身的歧视和误解.在一篇与别人合写的论文中,霍奈特还指出,最近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可以用“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个哈贝马斯命题来解释,而且可以它的逆命题即“生活世界对系统的殖民化”来解释.原来批判理论家们讲系统控制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对工作者的异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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