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的结构艺术,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清唱剧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清唱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清唱剧《长恨歌》的编剧背景,分析了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的结构艺术,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在情节剪裁上,以时间为序,集中整饬,一线到底;布局巧于安排,强化痛感,达到了严谨、完整、凝练的效果;没有“团圆之趣”的封闭结局, 更深化了借李杨爱情破灭、生离死别之痛,发黑暗中国亡国之音的主题.同时,分析了在音调性与情绪方面的布局.
【关键词】 清唱剧《长恨歌》;结构艺术;黄自
正如古书要我们记住,
悲剧就是讲一个故事,
关于一个非常幸运之人,
从高位上陨落,
陷入苦难,悲惨而终.
——【英】乔叟《僧侣的故事》[1]
公元806年,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此后,元代的白朴,清朝的洪昇分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杂剧《梧桐雨》、昆曲《长生殿》.
1932年夏,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创作了清唱剧《长恨歌》.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立意”及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关于创作动机,词作者韦瀚章在1955年的《长恨歌》出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固由于当时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急切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是我们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的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2]
当时的环境是,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11月,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而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清唱剧《长恨歌》原定十阕,黄自先生完成了其中七阕,1971年由林声翕把剩余的三阕补遗完整.作品在中国人首次创作清唱剧、西方创作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结合等方面都做出了颇有意义的探索.而对于一部有着众多人物、包含许多繁杂历史事件的悲剧,如何组织各种材料,关系着整个剧的“立意”、中心思想的明确以及观众的接受倾向.这里,着重论述《长恨歌》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一、集中整饬,一线到底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3]元代白朴的《梧桐雨》结构是“四折加一契子”,出场人物包括李隆基、杨玉环、杨国忠、安禄山、李林甫、杨九龄等二十多位,共七十多支曲子;清朝洪昇的《长生殿》规模更是多达五十出戏,出场人物有名有姓的四十七位（不包括、门神等）.具有多人物、多场景、多情节、多线条、时间较分散的特点.
相比之下,清唱剧《长恨歌》要轻盈、简洁许多.一共十阕,其中包括两首朗诵,实际合唱曲是八首.出场人物就是李隆基、杨玉环及、众将;安禄山、哥舒翰、杨国忠则是在唱词里间接唱到.
我们可以把清唱剧《长恨歌》的情节发展分为三段.第一段：第一阕仙乐风飘处处闻（混声合唱）、第二阕七月七日长生殿（女生三重唱;明皇杨妃二重唱）;第二段：第三阕渔阳鼙鼓动地来（男生合唱）、第四阕惊破霓裳羽衣曲（男生朗诵）、第五阕六军不发无奈何（男生合唱）、第六阕宛转娥眉马前死（杨妃独唱）;第三段：第八阕山在虚无缥缈间（女生三重唱）、第九阕西宫南内多秋草（男生朗诵）、第十阕此恨绵绵无绝期（混声合唱;明皇独唱）.
第一段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场面;第二段,安史之乱,杨贵妃被赐死;第三段,描写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再难相见的凄惨境况.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认为,“一部悲剧由结和解组成.所谓‘结’,始于最初的部分,止于人物即将转入顺境或逆境的前一刻;所谓‘解’,始于变化的开始,止于剧终”.[4]按照此理,清唱剧《长恨歌》第一段就是这部悲剧的“结”,第二和第三段合为此剧的“解”.该有的都有,且无赘言,凝练、紧凑.形成人物经济、场景与时间高度集中的特点.
我国明末清初时的戏剧理论家李渔,在他的著作《闲情偶寄》中,把“结构”问题置于各种艺术因素的首位：“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具体地,他提出“立主脑”、“减头绪”的原则[5].
清唱剧《长恨歌》在情节剪裁上,只留取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一条主线,没有纠缠于二人与其他人、其他事,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避免了乱藤恶蔓般的繁文缛节,以时间为序,保证了“一线到底”,不可更易的气韵贯穿.
二、巧于安排,强化痛感
《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悲剧情节分为三个成分,突转、发现和苦难.“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6].依此划分,清唱剧《长恨歌》的第三、第四、第五阕,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与“发现”;第六阕即“苦难”.
当论述悲剧的功效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中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7]同时,他认为最佳的效果是“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8]可见,突转与发现的处理直接影响到悲剧的效果.在清唱剧《长恨歌》中,对于第一段所描述的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场面而言,安史之乱的爆发无疑是“突转”.安禄山这个人物,在之前从未出现或被提及,“安史之乱”与“马嵬坡之死”相继发生,剧情急转直下.就在突转发生的同时,李隆基发现安禄山的“迕逆”,皇权岌岌可危;杨贵妃发现“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虚幻.清唱剧的第二段是突转与发现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心情节的展开.这样的布局,达到了严谨、完整、凝练的效果.
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立意”.元代白朴的《梧桐雨》,重在表达一种对盛衰无法预料和掌握的无奈.清朝洪昇的《长生殿》虽有对皇家“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因果论调,却又从赞赏李杨爱情,同情太平天子的不幸的角度铺陈设色.黄自与韦瀚章创作这部清唱剧,意在以李、杨二人由喜的“高位”,“陨落”至“生离死别”的“苦难”悲感,唤起列强入侵、白色恐怖下的民众“国破家亡”的痛感.因此,结构组织上,没有经过铺垫、预先伏笔等渐变性、苦乐相错的过渡.而是从第一段的恩爱缱绻,直接跌入第二段安史之乱的“灾难”之中.这样从喜到悲突变性的大起大落,前后集中而强烈的冲突对比强烈、鲜明,从而强化观众接受心理上的“悲感”和“痛感”,激起人们在“灾难”来临时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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