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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我就知道周培源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爱国的进步人士.周培源先生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倍受尊敬的.只是我是学历史的,隔行隔业,对周先生的著述等等从未接触,对他的生平事迹更不曾知晓.一切也就淡淡过去了.
周培源先生的名字,重新映入我眼帘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1972年,我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初看之后,就感到眼前一亮.也许是出于对理论观点的兴趣,又反复看了几遍.我以为它说出了我们通常理解的道理.有两个观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周先生提出,理和工,应用和理论各有各的用处,都要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文科被取消,所谓大学也只是理工科要办.教育遭受摧残,教育理论也一片混乱.连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是适应它们的需求而发展的等等,也成了“理论”问题.“各有各的用处”,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周先生说出了我们该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二是周先生提出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基础理论也是被打入冷宫的.所谓“理科无用”,“要用生产劳动替代实验教学”等等,我想不明白,这又是那门子学问?基础理论从来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怎么会有力学的广泛应用?没有化学元素的理论又怎么会有化学的广泛发展?没有染色体的理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遗传学?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卫星上天！就我们学校而言,难道不是长期坚持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的教学,才获得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吗?这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说出了我们该说又不敢说的话,我不免潜怀崇敬之情.
使我不曾想到的是,事隔十年,我却和这位受崇敬的周培源先生相识,并有过一次长时间面对面的交谈.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寓居北京大学.整天忙于采访和往返于档案馆、图书馆之间.有一天,宋老（宋超,江隆基的夫人）告诉我说：“周老最近在家,比较空闲,咱们可以找他谈谈.”
也巧得很,也就在这时,我对周培源先生也知道了许多.我知道他是江苏宜兴人.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科.1924年作为庚款的留美学生,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以三年半就学时间,完成了六年的学业.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我还知道,北京解放前夕,他曾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清华大学校常委之一,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教务长是费孝通先生、钱伟长先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的文理法各系科合并到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隆基也从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岗位,调入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周先生和江校长合作共事,一直到1958年底江隆基校长被调离北京大学.
我还知道,粉碎“ ”之后,是 提名,周培源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之前,宋老就告诉我,周老十分关心隆基冤案平反的事.早在“ ”当中（1971年）,周老就不顾个人承受的压力,为隆基平反奔走呼吁.粉碎“ ”之后,周老又多次询问隆基平反的事.我深切地感到,采访周培源先生,使我在崇敬中多了一份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中又增添了更多的亲情.
访问是由宋老事先约好后,我和宋老一起去的.这时周老已是耄耋之年,鬓发虽已经灰白,却也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看不出有什么苍老的迹象.周老非常健谈,话语虽然很轻,却是字字句句十分清晰.在平稳的言谈中,处处呈现的是坦诚、热情和自然.他一会儿面对着宋老像是在诉说,一会儿又面对着我像是在交流.他在评说着过去,又像是在沉思中回味着经验和教训.虽然许多事并没有具体叙述,但是非曲直却也历历在目.看得出周老事先曾有过认真的思考.我的那种云泥之隔,顿时融化了许多.
谈话是在和宋老问寒问暖,谈了些许家常之后,转入正题的.周老讲得很多,涉及到许多事.
周老非常赞同为江隆基写传的事.他说：“为隆基同志立传很有必要.要为隆基同志正名,应该宣传隆基同志,让大家认识隆基同志.”接着,周老讲了一大段对江隆基的评说.
他说：“隆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最早的一批老同志.留学日本、德国期间,就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以后又到延安边区任职,长期从事学校教育的领导工作.像他这样一位老资历的、熟悉教育的,有理论和懂政策的老干部,难得啊.
“隆基同志是一位忠于事业,十分敬业的人,他工作勤奋、朴实、细致.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他原则性很强,又十分讲究方式方法.重责任、讲实效,又习惯在 气氛中工作.在他领导下,总会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和信任感,总会勤勉舒畅地工作.”
“隆基同志遵守党的纪律,模范执行党的决议.他识大体、顾大局.稳健持重,不图虚名.总是注重从实际出发,结合实际做好工作.他对人对事从不随意而发,察纳雅言,尊重他人.”
“隆基同志是一位正派人.表面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他胸怀宽厚,严以律己.他是一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是一位有着良好作风、良好品德的老干部.”
等
我曾拜访过许多和江隆基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老教师,他们也曾有过不少中肯的评说.然而像周老这样全面而又入微的论述,还是第一次.我钦佩周老——这样一位有声望学者的严谨科学态度.
周老的话很简略,但分量很重.有两个词——“立传”、“正名”,特别引起了我的深思.“立传”,在我国传统史书中是有严格界限的,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立传.而立传本身也有原则区分.开启记传体史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将“立传”区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等.周老应用“立传”一词,显然是说明了为江隆基写传的分量.
周老用“正名”一词,也有深切含义.粉碎“ ”之后,种种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昭雪.这实际上也是在做“正名”的工作.“正名”,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词.爱国诗人屈原就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至.”名节千古,从来是至高无上的情操,更何况那些含冤而逝者.“正名”,这是周老饱含正义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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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在安静的书斋之中，我常常思忆研究院的那段峥嵘岁月。以峥嵘形容，并不夸张，从2010年7月到2015年1月，从困顿迷茫，到热血沸腾，再到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