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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城隍庙修造得太多,它几乎和土地庙一样,遍布在神州大地的市镇和乡村,享受着广大民众的四时祭祀.远在唐代,天下郡县就有祭祀城隍的记载.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朝廷还封赠城隍为王.到两宋时期,祭祀城隍的活动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民间习俗.特别是在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天下各府州县修建城隍庙,并四时祭祀,对城隍还加以等级的封赏,如府级的城隍为公爵,州级的为侯爵,县级城隍为伯爵.它们虽然等级有差异,但责任都是治境安民,守护一方乡土.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还明文规定,城隍庙的修造要依照各级衙门的规模建制.城隍在先民的心目中,真正成了一位神通广大,保国护邦的神祇.祭祀城隍菩萨成了国人的一种风俗习惯.
晚清和民国时期,四川各府州县祭祀城隍的活动十分兴盛.成都作为首善之区,祭祀活动尤其盛行和热闹.在市区,每年有三次“出驾巡游”大型祭祀,即农历的三月“清明节”祭祀祖先,城隍要“出驾”.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祀孤魂野鬼也要“出驾”.农历十月初一也要“出驾”,俗称“赏寒衣”.清人吴好山有一首竹枝词道：“驾出三神万众观,北门门外赏孤酸.年年到得寒衣会,穷鬼齐添一段欢.”（《成都竹枝词》）城隍好似州县官吏,年终岁末要深入民间,体察百姓之温饱.
成都的“出驾巡游”更是十分讲究：在“出驾”前一天,执事、会首等随驾人员要到庙内“站班”“跪腊”“进香”,把面具、刀仗、旗牌伞帐,吹打鼓乐等一应用品准备停当,一直要忙到深夜.出驾当日,北门外金华街成都县城隍菩萨和东校场华阳县城隍菩萨首先被抬到东大街去叩见成都府的府城隍菩萨,好似尘世之间两位县官到知府大人衙门参拜一样.而后汇合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东大街西向出巡.出巡的队伍也十分壮观：仪仗队高举彩旗,走在队伍前面,各色幡伞迎风招展,威仪牌上书写“肃静”“回避”和“城隍神”号.装扮成衙役皂隶的人在鸣锣开道,其中二人手执长鞭沿途甩打,称“净鞭”.还有人装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走在轿前.城隍菩萨的坐轿用大红彩绸绑扎装饰,往往坐轿后还有一彩轿为城隍娘娘的坐轿,两轿前后同行.“城隍菩萨后,有人扮成地狱中牛头马面,无常鸡神,每种二三十人.又有阴五猖、阳五猖,每起必五人,皆扎纸钱于头,朱绿涂面,状殊阴惨！”“更有饰罪犯者,前一人作鬼役形,以铁链系罪犯而曳之,罪犯则或刳刃于身,或贯叉于腹,然当是伪作.唯挂灯者,则以银皮作小灯盏,中置菜油,燃灯于盏,灯后作曲柄,锐其锋,挂于肉里.其人裸上身,两手握以红漆小杖,头束青纱,自额以迄脚踝,两肘,背际,共挂灯十余盏”；“又有富贵人家,饰数岁孩童,作神仙英雄等状,乘骏马,锦鞍玉辔,两豪仆左右扶持之”,“每神轿前,必有一大汉,饰着判官状,背负大算盘,长五六尺”（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巡游的队伍真正是光怪离奇,热闹非凡.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闹哄哄绕行全城主要街道后才分道“回驾”各归本庙.凡城隍巡游所经之街道,两傍商家店铺和公馆皆要张灯结彩,或摆设香案以示迎神送神.“所经之处,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如人世间官府之散帐也”（同上）.
又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城隍菩萨的生日,这天庙内更要举办祭祀庆典,延请戏班唱戏一整天.城隍菩萨和民同乐的祭祀活动在民国时期的成都,真正是倾城而动、万人空巷的“群众运动”.
按明、清旧制“一府辖二县”格局,能够查找到的文、图资料显示,截止在民国时期,成都城区范围内有五座城隍庙,一,即是前面提到的北门外金华街之城隍庙,民众称为成都县城隍庙.它建于明代,清咸丰年间又重建增修,故庙宇面积大至六十多亩.其殿堂更是建造装饰得巍峨、光彩.特别是在两廊的十殿塑像里,把四川人爱看的川戏中,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许多戏曲故事按舞台装扮造型,塑进了十殿中,是最受成都民众欢迎和称道的.中东大街和南糠市街交汇处还有一座城隍庙,大家称作“府城隍”,重建时间恐怕也在清代中晚期.其庙堂占地规模略小于北门成都县城隍庙,但庙内塑造之城隍神、牛头、马面、判官、小鬼像十分精细、生动.因庙门面临旧时成都的东边大道,交通便捷,这里的香火一直很兴盛.成都东校场傍边也有一座城隍庙,称华阳县城隍,庙宇所在的这条小街早年就称“城隍庙街”.东校场片区的民众四时祭拜不绝,故常年香火鼎盛.在成都的西门花牌坊街也有一座小庙,俗称“都城隍”.有资料显示它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城区地图上有准确的标注.另外,在成都市区中心城区文化宫背后有一条小街,叫大墙后街,街东口也有一座更小的城隍庙,民众也俗称之为“都城隍”.前四座庙均有资料可查证,唯独这座更小的“都城隍”庙,它的建庙时间和缘由很是让人费解.关于此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出版刊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街坊篇”第三节中有这样的记叙：“大墙后街,东起玉石街,西接古中寺街,长380米.以邻近提督衙门后墙而名等街南有城隍庙,庙甚小,传为川督丁宝桢所建,然历史无考”.丁宝桢者,贵州平远人,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由山东巡抚任上调任四川总督.他是个“洋务派”,来川主政后积极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又力主加强藏区防务、打击英国的侵略势力,为四川民众办了许多好事,故深获民众好感.如果说这座小小的城隍庙是他修造,那么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城区地图上就应该有标注.光绪五年正是他治川执政第三年时间内,可是光绪五年地图未见标识.丁宝桢治川十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死于任所.因他为官清廉,刚正,不贪不占,平常俸禄多施舍于贫困人家,身后都是靠旧友僚属的资助,其灵柩才能够去山东归葬原配夫人墓.当时清廷闻此奏报,光绪皇帝大大动容,立即提笔批上谕：“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并赐丁宝桢为“太子太保,谥文成”,并令山东、四川、贵州三省建祠祭祀.如果是因为朝廷的褒奖,清末的某任官员感念前任的治蜀之功,修造了这座“都城隍”庙,那么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当时名人傅崇榘所绘制的成都地图《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上也应该有所标注.当时的傅崇榘所居止的桂王桥法政学校和大墙后街相距不远,且傅崇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为了要绘制《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除了参考历史上遗留的《光五图》外,又作了大量的走访查正、收集资料的工作.但他所绘制的地图上,大墙后街东口根本无此“都城隍”庙.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究.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民国年间,虽然帝制废除,国家共和,但军阀之间明争暗斗,社会局面仍不稳定.军阀混战时,成都还出现了“打巷战”的战争灾难.四川民众企盼一个太平盛世,成都人特别感念丁宝桢治蜀之功.大约在民国20年至40年间,成都民间的茶坊酒肆之中流传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把“都城隍”的修建者,更加准确地指向丁宝桢.故事说：前朝,有一位官员,携家带口来成都赴任.他乘船由水路逆岷江而上,朝行夜宿,眼看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一天黄昏时刻,他站立船头正欣赏岷江两岸山色,恍然发现下游有一大船,满张风帆,乘着江风的劲吹,很快赶上他所乘的官船.在两船临近时,他惊奇地发现来船上高竖一幡,上面一行大字“署调成都府正堂”.他心中暗暗吃惊,心里想,明明是我奉旨到成都赴任知府一职,这是哪家朝廷又另派他人呢?来船很是气派,不像是做假.借着风势,来船很快超过他的官船,消失在上游的江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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