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对性别角色的建构看冯小刚的第三种幽默,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性别角色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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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对性别身份的建构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描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为了纠正前夫冤枉自己的一句话历经了十年的漫漫路的心酸故事.影片的核心和线索围绕着饰演李雪莲背信弃义的前夫秦玉河的李宗翰一句诘问展开：“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做到你是潘金莲呢?”区区的片言只语何以有蝴蝶效应的能量撬动几十个人的人生和整个行政系统呢?这要从语言对性别身份的建构说起.
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的选择,选择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语言又反过来成为这些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通过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语言载体不断地被演练和强化,变做到越来越自然化和常态化并成为社会共识.其中一种社会共识便是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构建.
社会性别英语为“gender”,区别于生理性别“sex”,是指“男女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换言之,与其说在日常生活中被要求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来源于生理性别,不如说更是社会文化的规范.社会性别身份是社会建构的而非天生的社会范畴.男女分属不同的社会亚文化群体.从降生伊始,男孩女孩就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角色期待并以之为标准进行塑造.男性角色被期待为勇敢的、开拓的、进取的、刚强的,女性被塑造为顺从的、温柔的、文静的等等.这些亚文化差异形成对不同的刻板印象和定式要求,在深层次反映着不对等的社会权利关系,是引起人们会话交际时选用不同性别词语的前提,而语言则成为了这种社会期望的载体之一.除了服饰发型等外显的标记作为性别身份认同的判定标准外,语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身份标记.各种形式的语言产出都可以帮助进行性别建构,在日常语言实践活动中,社会性别概念在不停地被规范化和常态化.
二、《潘》片语言暴力的文化根源
那么,一句“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做到你是潘金莲呢?”是如何对李进行性别建构使她受到重大刺激呢?在李雪莲请求私下交流时,秦玉河采用强势的公共型谈话策略,并迅速控制话题和转换话轮,打断李的申辩,抛出一句反诘,秦的话语体现了会话的竞争原则,成功把话题走向从李对他的质问转移到了他对李的反诘上,展现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其实是胡搞蛮缠,李的婚前性行为与潘的婚后乱性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是在话语交际中,男性展现出与其强者的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会话风格.相对而言,女性则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社会地位和弱势的交际风格.“潘金莲”这个名字是、奸恶的代名词,构建了一个普世价值的反面形象,与整个社会对一名良家妇女贞洁顺服的女性价值意识形态的期望背道而驰,是反面的性别原型的代表,突出了社会行为规范中对女性最不适切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行为,历来为社会价值规范所不容.接受了这个指责等于挑战了整个社会附加在女性身上的价值,而这种挑战本身就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所以李的前夫对她的一句评判使她活在主流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形成无形的巨大压力,失去了社会宽容和地位,终其一生深陷于语言暴力中而不能自拔.
社会通过语言对两种性别的构建是不一样的,导致男性和女性在交际中感觉自己受到贬低的点不一样.多伦多大学的Deborah James和她的学生们在校园里使用参与观察法和课堂讨论收集了343个用来指男性的贬义词语和206个用来指女性的贬义词语（有重叠,但同一个词指男性和指女性时带有不同含义）.[2]在分析的过程中,James参考了这些词语的使用语境,并通过问卷和采访的形式了解了其他人对这些词语的看法,之后将这些贬义词语根据它们所指责的人物特征进行了分类并发现了有趣的现象.指向女性的贬义词语被分为7类,指责的人物特征或性格特点包括：、有失尊严、没有吸引力、待人刻薄、愚蠢、男性化、性冷淡.其中指责第一点的贬义词语数量最多,达到了62个.指向男性的贬义词语也被分为了7类,指责的特征包括：待人刻薄、愚蠢、像女人一样软弱、吃女人豆腐、社交无能、不能自立、内心软弱.同样,指责第一项特点的贬义词语数量最多,有108个.由此可见,指向女性的贬义词语大部分都和性倾向或者性能力有关,而指向男性的貶义词语则几乎都和能力、信心或者成就有关.社会对男性的设定就是强壮且有攻击性,是力量、尊严、自信、独立的象征, 是勇、强的代表,是社会的主体.对女性的设定则是温顺的、毕恭毕敬的、附属的、被支配的.当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即便是再微小的细节也可以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两种性别的不同建构.而贬义词语,特别是对他人的辱骂,则可以把语言中的这种基于性别的偏见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因为人们所指责的性格特点正好反向地表现出了期待对方应该有的特点.基本上,能对一名男性说出的最恶毒的话就是指明他不够男人,而对一名女性最恶毒的指责莫过于她私生活不检点.由此可见,被背信弃义出轨的前夫后反过来骂自己生活,是一个村妇受到的最大羞辱,这就是整桩荒诞闹剧的文化根源.
三、 冯氏的第三种幽默
(一)《潘》片性别角色的错位
语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维持和改变社会身份,社会身份在言语中被定义和解释.李雪莲的社会身份无疑在极大程度上被秦玉河的语言暴力迁移改变了.正如人类学家萨丕尔所说：“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活动中,而更大程度地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3]综合体现在语用、语音、词汇、句法等各方面.以词汇为例,在漫长的词汇演变过程中,形容女性性别特征的词语汇聚了很多负面的色彩义,如“神经质的”“易受伤害的”“敏感的”“斤斤计较的”等,蕴含着女性作为“第二性”受贬抑的意识形态.而形容男性性别特征的词语则汇聚更多的正面色彩义.如“强壮的”“进取的”“勇敢的”“大气的”.这些词语的差异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选择词汇时的偏好.
剧中的28名男主人公们,下至厨子果农,上至省长各种高官,有没有表现出语言建构所塑造所期待的“勇敢”“有担当”“保护者”等等社会男性角色特征和社会形象呢?很遗憾,答案是完全否定的.一件村妇的小小的离婚错案,何以绵延了十年而不做到解决,并把下至法院院长上至首长的一众公权力人物牵扯其中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体大闹剧?正是因为手握大权的男人们蝇营狗苟、明哲保身、怯懦而没有担当,才使事态持续不停地发酵.最后还是因为前夫秦玉河的意外死亡才使闹剧表面划上无奈的终止符,但更残酷的是却导致了李雪莲的内心伤害永远无法终止.当李雪莲耳闻前夫的死讯心里翻腾起千层巨浪,当众悲恸哀伤不已做到挫下身去时,一群本只为通过阻止李保自己官位而来的、被预设为大气的强者角色的男人终于露出了全剧里唯一一次的切肤动容,伸出援手搀扶拉扯这颗一直被他们视作威胁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样的正视、动容和拉扯迟到了十年,在始作俑者秦玉河身故后,已经丧失了法律和现实的意义.这开启了冯氏幽默的第三种：蕴含于事情背后的道理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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