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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2009年12月公布的数
据,2009年前11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393.1亿元,同比增长9.2%,已相当接近年初预算确定的全年财政收入66230亿元——2009年财政收入“保八”任务的完成已无悬念.
统计数字一出,各地方税务部门和企业均松了一口气.“总算熬过了一关.”有民营企业老板一边向记者感叹,一边露出心有余悸的神色.在财政增收任务的压力之下,过去两个月他们过得实在是战战兢兢.
增收扭曲市场环境
将时间回溯到3个月前,直至2009年9月,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的官员还是财税专家,都流露出同样的担忧:数据分析显示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并不乐观,上半年连续的财政收入负增长使得全年“保八争十”任务的完成相当渺茫.
其时,广州市地税部门负责征管的张科长亦对记者抱怨,由于全省财税系统总动员力争“保八”,而珠三角那些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城市如东莞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倒闭了大批企业,实不能期望他们在当年财政收入上有太大增长,是以此消彼长,广州、深圳等城市被摊派的任务更为沉重.
“2009年下半年,广州市地税竟提出增收20%的目标,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曾愤愤咒骂.但当12月下旬记者再次见到张科长时,他已一扫脸上的阴霾,显得颇为轻松:“上半月已确定完成任务,此刻无事烦心.”
仅仅一季度,就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提前轻松完成任务”,完全归因于经济的复苏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此间中国财税部门惊人的突击动员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广州南沙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杨柳(化名)给记者看了两份文件.一份是2009年9月23日由广东省地税局发出的《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全省各地纳税自查工作的通知》(粤地税发[2009]180号);另一份是两天后由广州市地税局下发的《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开展纳税自查的通告》.
也就是说,自9月起,广东省包括国企与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被主管税务部门勒令对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各项地方税费款缴纳情况进行自我审查,并主动补交过去3年里漏欠的税款.
“每个企业都心照不宣,自查是走过场,其实就是大家私底下掂量着,以自己的企业规模应该‘补缴’多少才能令税务部门满意.”杨柳说,如果企业自查补缴的税额被认定不足,税务人员就会亲自上门稽查.
一时间企业人人自危.“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仅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冲刺,此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张科长说道.
而与税务部门顺利完成任务相对应的,是众多民营企业心头的愈加沉重.
“对国企来说,补些税其实无所谓的,短期内利润减少,勒紧点腰带就过去了,反正每年开春,几家相熟银行的信贷人员都在公司外排着队拉贷款.”广州一国有集团的子公司经理林先生坦言道.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流动资金就是他们的命脉.
私底下,杨柳和其他民营企业老板把税务部门惯用的年底罚缴增收手段称之为“杀鸡取卵”.
对此,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亦表示:“为完成‘保八’任务,2009年财税部门大大加强了税收稽查力度,无可否认这一年里对企业的征管比较严苛.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以往的税收征管环节存在诸多漏洞,偷税情况长期存在,稽查增收才能产生较大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在往年经济较形势尚可的环境下,征管反而没有那么严,而当2009年经济环境恶劣、企业苦苦挣扎求存之际反而加强征管,对企业来说的确是雪上加霜.”
政府主导下的财富再分配
有人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财政政策与西方国家相比.从标准上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特点应该是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减少财政收入,还富于民——这是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下的普遍做法.
反观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财政政策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刘桓解释道,欧美的财政赤字是软赤字,通常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堵住,其仅为对现行购买力的冻结和推迟,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但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证明,一旦财政产生巨额赤字,仅靠发行国债依然会有缺口,将会形成硬赤字并导致通货膨胀.“我国上世纪十年代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深层原因就是一两年前采取过这种激烈的财政政策.”
因此,在经济低迷期,中国采取的是以“增收增支”为代表的非典型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财政增支,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而与此同时,并不能过分地减税.
“所以,中国2009年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特定方式,对政府来说也属无奈之举.然而这种方式注定不能持久.”刘桓很担心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
2009年10月4日,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前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被评为由“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创办的《新兴市场》杂志年度“亚洲最佳财长”,原因在于过去一年中,中国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无可否认,“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确是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力量,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亦正在进一步加大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并给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诸多副作用.
首先,财政在众多基建项目上的“增支”及其所带动的巨额银行贷款,无疑是本轮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中,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中小企业占了全部企业的90%以上,而它们所养活的人口又占社会人口的80%,上缴利税占利税总额5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受打击最沉重的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当中的中小企业,因而2009年大家尤其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
但在政府主导的“增支”过程中,受惠最多的却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国企钱多得没处花,有些一哄而上抢项目,建成的高速公路没车跑、新建的港口利用率不足,使中国产能过剩的状况进一步加剧;有些则高价投标买地王,以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个怪现象——地王、楼王背后都是国有背景.
反观此时真正最需要资金帮助的中小企业,却屡屡被银行拒之于门外.当紧绷的资金链正把他们勒得喘不过气来时,从国家到省级、地市级的税收稽查风暴又席卷而来了.
如果说在广东省税务机关的自查压力下,企业是在还以往征管宽松年度所欠下的“债”,于情可悯,但道理上也还说得过去;那么在这场保增长大战中,某些税务部门不惜“寅吃卯粮”的手段则更令人心寒.
据报道,2009年3月份始,河南省林州市国税局就陆续派员到辖区内的各企业游说,称税收任务太重,要求得到企业的“帮助”.企业不敢得罪税务部门,不得不按授意每个月提前预缴下个月的税金,一直持续到2009年12月末.
刘桓将此称为税收的“寅吃卯粮”现象,与此相似的手段是与核定征收的企业商定,对他们大幅调高核定税额,先填补了税务部门当年的税收任务差额,再在第二年调减定额,弥补企业的损失.“去年这种种现象不敢说非常普遍,但确实大量存在.”
可以说,整个2009年里,许多民营企业不但不曾从财政“增支”中获得丝毫救助,且已被财政“增收”的种种手段扼紧了咽喉,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生存的空间.而投资的流向不同,又会进一步在全社会造成不同的财富分配结果.
大量资金进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这部分资金产生增值后,随之而来的是其员工工资的提高.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国内垄断性企业的工资早已超出一般企业员工工资的2倍以上.可见,政府支持项目产生的效益并没有被全民所占有,且这种差异在投资不断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的情况下正在被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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