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之四题,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依法治国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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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与以往的党代表大会和全会相比,十九大报告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论述提法更加清晰,内涵更加丰富,措施更加具体,阐述更加全面.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
从“依法治国”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新征程.那么,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笔者以为,“依法治国”关注点是“依法”,强调国家治理要有法律,要按照法律办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推进”,它是一个工作要求,是国家希望做、希望完成的事情,它的关注点着重于过程；而“全面依法治国”则是一个国家战略,是治国的方略,它的关注点是“全面”,着重于全面依法治理所达到的法治效果.
正因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全面”, 因此它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工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下,不仅要有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依法治国有“法”可依.而且它还涉及政府执法、司法机关司法、全体民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守法、法治队伍培养（法律教育）和法学观念的弘扬（法学研究、法治宣传）,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方面.如同十九大报告所诠释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那样：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了协调实施好这一系统工程,十九大决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二、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当然要全面系统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应该说,强调依法治国,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发明创造,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有一批社会精英开始鼓吹.这批精英,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派.其代表人物管仲（公元前719―前645年）、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和韩非（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等,就强调治理国家,必须“缘法而治”（法治）、“刑无等级”（刑罚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法强,就国强；法灭,则国亡.正是在继承法家学派的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立法,强调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也很注重立法.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即1979年,我国就一下子公布实施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至2011年,终于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中国步入法治国家的轨道.
但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开创的中国传统法治理论,在强调“依法治国”时是不讲法的好坏的,只要是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这样,如果严格执行的法律是良法,那么,法治就会发展,文明就会进步,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如果是“恶法”,那么,真正的法治就会受到摧残,文明就会倒退,国家就会走向动乱,无比强大的中国古代第一个帝国秦王朝实行了法家学派的 “法治”,并将其发展至严苛、虐民的程度,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率领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在短短的十四年中迅速崩塌,“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让人深刻铭记的例子.因此,人类在法治文明进化的进程中,最终选择的不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及其模式,而是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的“良法之治”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包括二重含义：一是城邦国家的法律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二是我们所严格执行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既是对古代希腊法治实践的总结,也是这一实践的经典表现.在古代希腊,经过多次立法改革,在雅典逐步建立起了城邦制度.该制度包括立法（全体公民参加的民众大会制定法律）、执政（通过民众大会选举政府）和司法（通过陪审法庭审理案件）等基本要素,而这一制度的基础,则是“良法”之治.进一步将古代希腊的法治遗产继承、发扬、光大的是罗马思想家和法学家,一方面,他们将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予以展开,并融入罗马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初步形成依法治国的思路,试图用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此外,提出了法律实施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并将法学定义为“正与不正”的学问.最后,形成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人权,主要是财产权）,在法律上确立起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开创的人类“良法之治”传统,以后的各代思想家如中世纪欧洲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J.Locke,1632-1704）、孟德斯鳩（C.L.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Rousseau,1712-1778）、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04）和麦迪逊（Madison,1751-1836）等,对其作了进一步补充发展,从而日益丰富和完善.正是在继承上述人类法律文明之精华“良法之治”的基础上,中国在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良法”之概念,并将其发展成为“良法善治”理论,强调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说,良法善治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工具主义法治和形式主义法治的局限,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在法治建设领域不断摸索、艰苦推进、勇于创新而取得的各项物质（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制度（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精神（社会主义法观念）等成果的总和.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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