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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王先谦.晚清著名学者,在史学上成就显著.撰述丰硕.涉及到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史地学和民族史的研究；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外固史地的研究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夷夏之辨的史学思想和观念.
关键词：王先谦；史学成就：思想和观念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著名学者,和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合称为“湖南四王”.
王先谦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撰述丰硕.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如下：对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如《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对旧史的补修,如《新修晋书》等.对史地学和民族史的研究,如《蒙古通鉴长绾》、《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等.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如《十一朝东华录》、《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等.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如《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如下的史学思想.
其一,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精髓和灵魂.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规,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史籍校注和文献整理等史学实践中,如王先谦对《汉书》、《后汉书》等的校勘、笺注等.在此试举例说明,如《汉书·成帝纪》“越崔山崩”,《补注》“先谦曰：官本‘嵩’作‘隽’”.“嵩”和“隽”形相近.但读音和涵义均不同.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或更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王先谦只列出异同,不下定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
王先谦在校勘《汉书》、《后汉书》等时,对于不可解者.只是客观地集录众说,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断语,这样.不但给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给后人留出了继续集恩广益的空间,以便时机成熟时得出更精确的结论.这不但对《汉书》、《后汉书》等原本的讹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订.同时也避免出现新的讹误.在校勘、笺注和考证古籍时,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定论,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具体学术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
其二,爱国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主旋律.王先谦出生于 战争后,对清王朝遭受外敌入侵的多舛命运有切身体会,在政治上是爱国的.王先谦在位期间,不畏权贵,上疏盲事,为清朝统治者提供抵御外侮的良策.比如奏请筹东三省防务、主张联手日本以防俄等.在辞官归里后,王先谦又组织收回路权,主张筹款自办等.这些都反映了王先谦爱国的思想,且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也同样饱含爱国情结.
从王先谦史学研究的内容中,可看出王先谦具有反抗侵略的爱国思想.晚清时期,外敌入侵,清王朝的西北和东南等边疆危机重重,备受学者关注.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也表现出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如王先谦很早就意识到俄国在中国的北面对清王朝觊觎已久,主张联日抗俄,因而他对处于俄国虎口之下的蒙古忧心忡忡,非常关注蒙古的命运,故对蒙古的历史进行研究,撰著《蒙古通鉴长编》,以引起当世的注意.
又如,王先谦在《十一朝东华录》中详细记载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等内容,而蒋良骐《东华录》中却没有记载.《五洲地理志略》中也有一组图标示了中国北部边界的沿革及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当时的状况是俄国不断侵占我国北部的领土,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古以来中俄边界的沿革.提醒民众注意俄国的野心,抵抗俄国的侵略,这些都说明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中具有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其三,经世思想.王先谦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其门人曹典球曾说,“先生同重事功,讲经济,而如荀卿所谓有益人国之大儒也.匪惟义理考据词章之有可纪焉”.王先谦在日常治学中也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他写有《科举论上、下》、《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上、下》等,所谈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发展、富强的事情.王先谦也关心河患及治理,其为《国史·河渠志》作序.历述黄河的泛滥和治理等,这些都体现了王先谦经世关怀的史学思想.
再如,王先谦对当代史的关注.晚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具有经世意识的史家将目光从故纸堆中转向现实.开始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期能为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筹治安之策.于是兴起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亦开始关注当代史.表现为对清朝掌故的研究,编纂出一部多达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编纂《东华录》有着明显的经世意识,“刻既成,谨飚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於虏！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见.王先谦编纂《东华录》即是追述清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业,以使当世“感奋兴起”,达到“吏修其职,民勤其业”的目的,表现出王先谦现实关怀、经世的史学思想.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空前高涨,成为社会的主题和学术潮流.如徐世昌说：“嘉庆以还.士人始昌言经济之学,期于有裨实用.”旺先谦的经世思想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变易史观.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优秀的思想,发晨变易观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变易,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当时的学者纷纷从《易经》中发掘变易的思想,以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如龚自珍、魏源等.王先谦也继承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着发展变易的史观.如论科举制度.光绪元年(1875)王先谦典试江西时还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可见,其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非常赞同的.到了光绪丁酉、戊戌间(1897～1898),王先谦连续作了《科举论上》、《科举论下》两篇短文,虽然也回顾了科举制度在历代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当时清王朝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和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饿,把卷穷年.饮恨人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谁之咎也?”因此,王先谦的看法有所改变.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使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认为科举制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方今时事多艰,墙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王先谦认识到由于“时事多艰”,亟需人才,故“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反映了王先谦的发展变易观.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王先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赞同到反对,并不是盲目跟随潮流,也不是见风使舵,而是王先谦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科举制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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