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渐放逐的卢梭:以梁启超的认知为中心,此文是一篇梁启超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梁启超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有“中国的卢梭”之称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进行了有力宣传.就他对卢梭思想的认知而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在1900年前是全盘颂扬；从1900年至1902年对卢梭思想的推崇较为审慎,其间进行过详尽的学理分析,还表露了些微的异议；自1903年起开始质疑并逐渐走向否定,最终则完全抛弃了卢梭思想.
〔关键词〕卢梭；梁启超；社会契约思想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34-07
梁启超知道卢梭①应是他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避居日本期间.在其《三十自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此居日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②.这位在法国和日本思想界 [1](52-56、71-88、103-108)狂飙一时的启蒙思想家,在“流质易变”的梁启超那里,又将会遭逢什么样的命运呢?
一、全盘称颂
梁启超首次提到卢梭,是在一篇谈进化论与治国关系的文章中：“等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法国人,著《万法精理》一书,言君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得失）、卢梭（法国人,著《民约论》,言国家乃由民间契约而成者）,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斯密之徒（英国人,为资生学之鼻祖）,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 [2](9)这就是说,卢梭成了“造时势”即成就法国大革命的英雄.
就在上文发表一月后,他在一篇鼓吹破坏主义的短文里,开始大肆歌颂卢梭：“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等呜呼！《民约论》,尚其东来.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2](25-26)此时梁氏眼中的卢梭,已远非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英雄”所能比了.
借助对卢梭的推崇,梁氏使其主张的破坏主义在海外社会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这引起其师康有为的批评.梁氏在给其师的回信里不得不辩白：
“弟子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对于奴隶性而言之.等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3](136)
从这段话来看,梁氏没有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惨状,这与其先前的认识是有所区别的.此外,梁氏还提及日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敌视态度,这与以前也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梁氏自己会排斥卢梭.他说,由（卢梭式的）自由思想促成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有种种弊病,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不适合中国,其根由在于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性情差异,“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3](136).正是这种“民情”的不同,才可能使卢梭思想在两国有不同的命运,“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3](136).既然卢梭之思想应用于法国,确实产生了动乱,那能不能将此责任推之于卢梭呢?梁氏认为,“法国革命之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3](136).梁氏的话,让人想起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行之！”就此来看,即使梁氏已经改变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但卢梭及其思想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并未动摇.不过,我们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其师康有为认为梁氏的自由之论受到了日本思想界的熏染.虽然梁氏本人予以否认,但据他的《三十自述》所记,梁氏或许是在有意撒谎.其目的在于,推卸自己给社会带来不良倾向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严复后来进行了清算）.平心而论,梁氏自己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所宣扬的卢梭思想（或法国主义）所产生的震撼力.
综上所述,梁氏在1901年前谈及卢梭及其《民约论》时,总是洋溢着赞美之情.从中不难发现,梁氏颂扬卢梭及其《民约论》时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将卢梭及其《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①；二是很少具体地去探讨《民约论》的内容.梁氏既然如此推重卢梭及其《民约论》,难道他本人就没有认真去研究过?是没有时间,还是没有条件?从卢梭《民约论》在当时的传播来看,实际上1898年就由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中江笃介编译的《民约通义》（有的学者又将它写作《民约通议》）,1900年《译书汇编》刊载了杨廷栋译的《民约论》.假如由于他身在日本,而无法获悉卢梭著作在国内的传播情况,那就更加证明梁氏是在日本才得知卢梭思想的.另外,就他发表的最早言及卢梭的文章来看,时间是在1899年9月,此时的他已流亡于日本了.还有一点就是梁氏文章当时的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清议报》有少数传回国内）；也就是说,梁氏的影响主要是在日本的华人圈.即便是这样,其师康有为也给予了批评.不论梁氏对其师的指责是否承认,康有为责备梁氏的自由思想是受日本影响,并非捕风捉影.就在1901年,梁氏在《清议报》发表了他本人关于卢梭思想最为有名的文章《卢梭学案》（1902年又在《新民丛报》再版）.在这篇传世的宏文里,梁氏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进行了述评,尽管对其思想的某些地方有所异议,但其总的论调仍是称颂备至的：
“呜呼！自古达识先觉,出其万斛血泪,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丰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欢,香花祝而神明视,等非JEANJACQUES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约论》（SOCIAL CONTRACT）迄于十九世纪之上半纪,重印殆数十次,他国翻译印行者,亦二十余种.噫嘻盛哉！以只手为政治学界开一新天地,何其伟也！”[4](97)
在1901年12月的一篇名为《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的文章里,他说：“呜呼！以卢骚心力之大,所谓放火于欧洲亿万人心之火种,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纯’得来.‘烟士披里纯’之动力,诚不可思议哉！”[2](71)这就是说,卢梭思想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其自身之“心力”②.
在稍后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他则把卢梭思想视为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成长的外来力量.这是由于卢梭开创的“平权派”主张“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19).
卢梭思想是否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存而不论.但是,我们应该估价一下它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除却梁氏在海外大肆宣传卢梭思想外,国内也不乏其人.尽管他们翻译、述评了卢梭的思想,但是对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没落民族来说,急功近利的情绪早已压倒了理智的分析.基于如是之情形,由梁氏等鼓吹的卢梭及其《民约论》在中国人的心中确实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谈及卢梭和《民约论》,也不过是仅仅能说出卢梭及《民约论》之名,并不去询问其中的究竟.进一步说,议论卢梭及其《民约论》不过是人们追逐新潮的一种标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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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出发梁启超翻译思想
摘 要：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做出了许多积极地贡献，同时也以翻译家的身份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产生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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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为改变国家命运，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观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产生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新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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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梁启超的书法作品卖不过一件启功的作品，可见其价值是被低估的。据了解，“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将出现在2012年秋拍上，这批近千件、总底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