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和制度:反思汉晋儒学政制,该文是关于德性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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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儒学未能建构经国大典,以致儒学之政教分离与君臣异术.由此,孝亲受到制度窒碍,不能推为仁民.儒学世家以对上之柔顺为修养,形成顺从君父即是行仁义于天下的观念.父母为个体人所必需,君则为类之人所必需,但二者对于“自事其心者”却是外在的权威.玄学放旷之士只能以同于禽兽的忘“人”来达致从内向外的“诚之”,实际上是以放弃人之德性的方式来反抗权威.总括汉晋儒学世家之德性与政事,有三种类型：寒族因其受服从训练较少,多有健行之德,才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独立政治力量,从而得以伸展仁爱之翼.世族所受今文经学士礼亲亲之爱的熏陶与局限,无力超越甚至斩断亲情谋创大业.由阴谋术带来的决断力,表现为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羁绊,因此,阴谋术也是一种纯粹暴力.曾被推许为大儒的王莽与儒学世家司马氏以皇权建构儒学经国大典,其所娴熟的阴谋术却无力真实运行之.王莽与司马氏无其德而行其事,卒乱天下.
关键词：儒学；柔顺；健行；阴谋术；政制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084-005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1]1075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一《汉书》五有“汉无礼乐”条,勾考《礼乐志》,云：“《礼乐志》本当礼详乐略,今乃礼略乐详.全篇共分两大截,后一截论乐之文较之前论礼,其详几三倍之.而穷之于乐,亦不过详载郊庙歌诗,无预乐事,盖汉实无所为礼乐故.两截之首,各用泛论义理,全掇《乐记》之文,入汉事则云等以上无非反复明汉之未尝制礼,无可志而已等足明此志总见汉实无所为礼乐,实无可志.子长《礼》《乐》二书亦空论其理,但子长述黄帝及太初,若欲实叙,实难櫽括,孟坚述西汉二百年,何难实叙?只因汉未尝制礼,乐府俱是郑声,本无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论了之.”[2]原西京一代之所以无礼乐,乃是汉代今文经学不能基于儒学大道建构经国大典,这就意味着儒道在国家层面失去了开万世太平之可能.古文经学基于秦制肇建礼法之治,构造出君臣异术的格局：国家制度以法术威制天下,士大夫则以儒术砥砺德行.此即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书》卷九《元帝纪》）[1]277这一“阳儒阴法”的格局是不得已的凑合,从君作为立法者的角度来看,怒其政令阻隔；从儒生作为弘道者的角度来看,悲乎大道不行.儒学之“政教”分离了.
一、如何诚之
儒学以爱人为仁,并以孝为*,孝即爱最亲近的他人,通过推恩的方式,最终将爱及于天下.于是孝为仁之本.当君臣异术,政教分离,儒者仁爱之行往往受到制度的窒碍.《汉书》卷八《宣帝纪》地节四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251孔子的原话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3],秉持周礼相互性*.宣帝则于父子区别对待：允许子匿父,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父匿子必须上请,由皇帝裁决,则是避免形成不服朝廷规制的小团体势力.这种做法极具欺骗性,本是以秦制取消了相互性*,却被赞誉为“为政以德”.一家之内亲亲之爱尚且不免,又何谈泛爱天下！《宣帝纪》赞评论“孝宣之治”,首以“信赏必罚”,而结以“侔德殷宗、周宣”[1]275.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诸子略》四法家小序论法家亦曰“信赏必罚”[1]1736,则班固实暗指宣帝为法家,良有以也.至若“侔德殷宗、周宣”,乃用商君典故.《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商君四说秦孝公,一以帝道,即尧舜禅让,仁之至也；二以王道,即汤武革命,犹有征伐；三以霸道,即齐桓晋文,以力假仁；四以强国之术,弃绝仁义——鞅曰：“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殷周矣.”[4]2694-2695宣帝居武帝罢极之后,别开服制决狱之新局,其欺骗性使得汉室暂时中兴,近似殷高宗武丁、周宣王之中兴.
孟子曾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5]891在大一统王朝治下,个体儒生可以选择不仕,但是世家大族必须凭借官位来维持家族地位,其家族必须有人出仕.居官则以从上为职,导致德位相抗,于是世族往往重私德而无公德.傅玄论何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有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晋书》卷三十三《何曾列传》）[6]997《孝经·开宗明义章》：“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7]《释文》引郑玄注：“至德,孝悌也；要道,礼乐也.”[8]孝礼传家正是六朝世族的特色.但是在郑玄经学体系中,孝为仁之本,礼通于法,于是此“至德要道”实涵《大学》八目一以贯之,六朝世族仅修其表而遗其里.由此可见郑玄经学的内在矛盾.《晋书》本传言何曾之为人：“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等后曾辟享为掾,或劝勿应等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6]998对下取《公羊》复仇之义,对上行坤道柔顺之德.至于乱世,则唯图自保.王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诚如石勒所言：“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晋书》卷四十三《王戎列传》附从弟衍）[6]1237、1238
《礼记·中庸》：“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9]896 “诚”即真实无妄,表里一致.对上的柔顺之德一旦被作为德性来修养,极易与孝相结合,形成顺从君父即是行仁义于天下的观念.基于从外向内的“诚”,行仁义于天下被置换为推顺德于天下.《三国志》一《魏书》卷三《明帝纪》：“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10]113-114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
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1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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