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教和学:欧阳修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细节,本文是一篇关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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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考索历史细节,再现欧阳修革新文风的良苦用心及艰辛历程.欧阳修建构了独特的立教兴学模式,既倡导自觉又能够使人自觉,促进了义理与制度的互动、朝野士人之间的互动,净化了学风、士风、家风与政风,改革了文风,推动了传统文化在宋代的复兴.
关键词：欧阳修；立教兴学；诗新；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023-006
宋代复兴传统文化的方式有多种,诗新运动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1]696欧阳修是诗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在他的率领下,北宋诸贤革除了五代以来的不良文风,发展了文道关系,推动了宋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学界关于欧阳修及其领导的诗新运动研究较多,一般从文学史或思想史角度展开考察,关注诗新的关键点和具体成就,对改革过程的关注并不多.（1）
欧阳修既凭借政治权力与相应的制度推动诗新,又特别注重个体的力量,通过唤醒个体自觉,激发明理达道的内在诉求,凝聚改革共识,促进制度与义理的互动、庙堂与江湖的互动.北宋诗新运动改变了文风,激扬了士风（2）,也接续了道统,复兴了传统文化.本文拟从历史细节入手,考察欧阳修及其友朋为变革文风、士风和政风而采取的系列行动,借此重现北宋诗新运动的展开过程,总结其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
一、制度与义理的互动
宋初以来,文章不兴,重其表而轻其质.“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2]2482,“务偷窳为文章,在位稍以为患”[3]1619.大中祥符二年（1009）,因杨亿、钱惟演、刘筠唱和《宣曲诗》词涉浮靡,宋真宗下诏戒浮艳[2]1589.天圣六年（1028）,朝廷又擢用“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的陈从易与杨大雅,“从易独自守不变,与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笃行,无所阿附等朝廷欲敌文章之弊,故并进从易及大雅,以风天下”[2]2482,以此勉励学者“禁浮华,使近古道”[3]1619.然而,收效并不大.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还在批评文风问题,称“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詃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等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间复有之”[4]卷二〇.于此可见,旧弊尚未去除,新问题又接踵而至,以至于“太学新体”后又有“太学体”[5]174-175.直到欧阳修成为文坛宗主,局面才得以改观.
嘉祐中,士人刘幾,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幾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幾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6]344
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和嘉祐四年（1059）充殿试官的机会,对险怪文风进行了毫不手软的抵制.他更改了评价标准,黜落了刘幾,迫使其改变文风,甚至更换了名字.学界引述及此,或称扬欧阳修的历史功绩[7]141,或批评其过于苛求[8]44-46,很少从诗新运动的复杂性层面展开分析,对欧阳修的独特作用分析得也不够全面.这则材料表明,刘幾的骤然改变与皇权和制度的力量有关,但是,单单依凭权力和制度的力量来推行新标准,很难彻底改变诗风与文风.吴人萧稷在刘幾更名并改换文风之后,还在使用太学体应试；刘幾纵然改换了文风,他对道德文章的认识依然肤浅.欧阳修的贡献在于,既借助皇权的力量强行更定并推行新标准,又注重唤醒个体对义理的自觉,激发内在的革新诉求,采用内外交攻的办法来推动诗新.
他为刘幾改字,应该受到充分重视.改“积”为“蕴”,因为“积”近于“学”,强调的是后天的努力；“蕴”则不然,它表明“安行之德”是先天的存在.一字之差,用意有天壤之别.刘幾将“安行之德”与“积”相联系,表明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义理不够通贯,过于偏重主观和刻意.辩明了“积”与“蕴”的区别,也就辩明了先天与后天的关系,辩明了义理,“知所先后,则近道矣”[9]3.
欧阳修相信,“文章系乎治乱”[3]1784.诗文中的义理是否通贯,常常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兴衰.反过来看,只有推动读书明理,才算抓住诗新的命脉,因为义理通贯之后,既可以改变文风,又能够改变士风和世风.他为刘幾改字,正是为了提醒他,要先通贯义理.就“内蕴安行之德”这句话而言,应该明了的义理是尊重天性,尊重内在的德性；就诗文创作而言,应该充分体认义理,明理达道,这样才能避免主观和刻意,去除险怪文风.
欧阳修对“白战体”的倡导也有这样的用心.在更度之前,欧阳修就注意到,陈词滥调已经违背了感物动心的诗学传统,严重影响到作者对义理的体认.皇祐二年（1050）,他在颍州太守任上,“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10]1813.这首诗题下有小序,明确标明“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3]1363.这类诗歌因禁用雪诗中常见的词语和典故而被称之为“禁体物语诗”或“禁体诗”,又因苏轼“白战不许持寸铁”而得名“白战体”.[10]1814这种诗歌并非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在明确倡导之前,欧阳修就已经开始了“白战体”创作.庆历八年（1048）的《咏雪》已有禁常见体物语的倾向.再往上推,庆历二年（1042）的《喜雪示徐生》[3]1343-1344、庆历五年（1045）的《永阳大雪》等[3]63,都是“白战体”的雏形.就在充殿試官的嘉祐四年,欧阳修创作了“白战体”《对雪十韵》.他在格律诗中禁用常见体物语,更加凸现了“白战”意味.[3]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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