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逻辑和制度构造,本文是一篇关于逻辑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逻辑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如何将宏观政策落实为微观企业的实际行动,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之一.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会计学科的管理会计工具进行融合,打破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研究的割裂现状,推动宏观经济层面的产权逻辑向微观企业内部延伸,拓展出一个由市场外部 “看不见的手”和企业内部 “看得见的手”两手共同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制,实现政策落地.提出完善产权法律法规制度,通过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有效地衡量和激励产权,重视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正效应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产权逻辑；制度构造；宏观微观
[中图分类号]F061.3；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01-04
一、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
2015年11月, 总书记在 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自此,“供给侧结构改革”业已成为高频词汇.从历史的角度看,供给侧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需求侧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是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一个供给严重不足,需求相对过度的极端不均衡的状态,供给侧问题长期受到掩盖和忽视.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处在一个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列强封锁的严峻态势,为了突破政治经济封锁,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事实上使自己成为经济要素配置的第一位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1988）[1],因此公有制经济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一个超级公司把所有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靠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威、强制力和全盘计划来组织国民经济,不给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活动留有合法地位.国家本来作为一个外在的对所有权及其交易予以保护和仲裁的角色,已然入侵并牢牢地控制着一切所有权,俨然成为一个超级公司.一旦超级国家公司成立,就会涉及到成千上万供求的变量及其协调,单靠计划经济、集权决策去组织一切,则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太高,并且会带来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导致人们工作劳动的激励不足.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组织成本太高,二是生产效率低下,存在供给绝对不足.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实践上开始重新界定权利,实质上开始公有产权的全面退出,本质上开始一场产权改革,特别是重新承认了私人产权和转让权,市场关系才得以逐渐在中国建立发展起来.全民所有的单一产权形式裂解为国有、集体和私人三足鼎立的产权形态.随着产权的逐渐明晰,正如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命题：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本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从此市场得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从而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二是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供给绝对不足演变成供给相对饱和.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一方面是出口份额锐减、国内需求乏力,三驾马车之中有两驾停摆,政府虽施以“四万亿投资”猛药,不但效果有待考察,而且延迟了僵尸企业破产和落后产能过剩等难题.而另一方面却是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百姓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日俱增,出现了诸如疯抢日本马桶盖、澳洲奶粉、天价学区房等事件.产权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产能相对过剩,二是结构要转型升级.供给侧的这些难题又倒逼着产权改革,是不是继续开放市场、单纯引入民营资本和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就可以?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回到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这一对相互依存的基本概念上来.
二、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
从上述三个供给之路的演变,可发现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土地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1949年解放革命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终结：一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二没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因此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周其仁,1995）.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还是本国的农业剩余,这意味着革命后的新政权不仅要把农业剩余更大程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代替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而且要替代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因此这个阶段的土地要素产权唯一地掌握在国家手里.
第二阶段是资本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内要盘活经济、对外亟需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土地要素自然地让位于收益率更高的资本要素.资本强权理论认为资本的专用性、非流动性、稀缺性和信号显示功能等,决定了资本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天然地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资本雇佣劳动”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AI·埃巴（2001）的观点更加明确：从长远来看,只有管理者把所有者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使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受益”,这个阶段的资本要素分别掌握在国家、私人和外资手中.
第三阶段是劳动力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人中心主义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和创造性,作为组织唯一能动性的“活资源”对物质资本起到改造作用,是组织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内在地要求物质资本让位于劳动力资本.我国资本市场2010年发生的国美电器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控股权之争和2015年发生的宝能系资本和万科地产管理层之争就是两类资本要素相 弈的真实写照.这个阶段呈现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反复博弈,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至少要素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已经渐渐从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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