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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学报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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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李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带病接受我的访谈.上次访谈时重点聊的是郭风和散文诗的话题,今天想请您谈谈自己的散文诗创作情况.请问您的散文诗处女作何时发表的?“李耕”这个笔名是何时启用的?有什么寓意?

李耕:我原名罗的,曾用过的笔名有巴岸、也罗、白烟、于冷、丁犁、魏冷等.1947年发表随笔《文学是严肃的工作》,始以李耕为己之笔名,沿用至今.李耕并非是“犁耕”的谐音.抚养我至10岁逝世的祖母姓李,而祖母给我童年留下的不泯失的印象是宽厚、悲悯、仁慈、勤劳、简朴,并助做杂工的祖父在半饥饿中将家撑了起来.这是我的“李”姓(纪念祖母)的由来.“耕”之和我,是感情沉湎于“草根”、“泥土”的已难以“解构”的选择,也是“简朴”或甘于面对艰困的选择.我自篆过一方印章“牛”,便是“李耕”的图腾或“耕”的代谓了.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自己终于成为“牛”,这是巧合,也是个性的必然.所以我在出版散文小品选《篝火的告别》时,便用这章短的散文诗《牛》作了这本50万字小书的“代序”.

我以散文诗为表达形式发表于1947年《民锋日报·牧野》的两章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和《青春的烦恼》,是我的散文诗的起步之作.《牧野》是我和彭荆风共同编撰的一个报纸旬刊(后改为周刊).主编是荆风.后来《牧野》所遭受的“政治风险”,也是荆风承担最多.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我主编的《民锋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终刊号上写的《告别》也是散文诗.《告别》是我在解放前夕副刊被迫停办时的最后一章散文诗.其实,之前我在副刊上发表的数十首短诗,也都是分行的不押韵的.今日看来,将其不断行排列而为散文诗短章也未尝不可.

1960年摘“ 帽子”之后的大跃进“尾声”中,文学形势相对松动,我也写过一些散文诗.在1963年第4期《作品》上发表的《深山短笛》,及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江西日报》发表的大约10余组散文诗,都是这时期重体力劳动之余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牧歌式的,但我写的大都是对大自然背景下劳动者的剪影及引发的一点哲思.剪报在“ ”中遗失,只有《深山短笛》是居桂林的一作者剪存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并有信告之,他是在广州当时的《作品》编辑韦丘处见到《深山短笛》原稿的.《深山短笛》已编入《老树三叶·李耕卷》.

这里,我想借点篇幅说两件小事.1948年,我又用《我是来自严冬的》题目,写了和1947年发表的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内容和句式完全不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这首诗在1948年编入当时的地下文学丛刊《人民的旗》.另一件事:我在1946年曾和朱光潜先生及司马文森有过通信.信均在“运动”中遗失.有幸的是,朱光潜先生的首封回信却在1947年编《牧野》时全信刊于版面,结果又有幸被彭荆风于60年后在江西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时发现.这封刊于《牧野》二期上的短简,当时刊出时,由于某些疏忽,除了错别字外,还有漏字.因为朱光潜先生这封信的内容,对我一生的文学行为影响甚大,而且在解放前我在自己的一篇文学随笔《不要关起门来学习文艺》中引用过其中的论点,所以记忆深刻.我将已复印出来的有错字漏字的信函,补缀和订正如下:

来信书收到.事忙积覆为歉,询件简答如下:

一、专写人民底,有茅盾的《子夜》,沙汀的《淘金记》(中国),外国的甚多,恐无好译本.二、成作家一要禀赋,其次要下功夫,实际多观察体验人生,比读书更重要.三、学文学兼学其他学问未尝不可.四、多种形式不妨尝试,最后选择性之所近者.

谨覆

朱光潜

箫风:您是当代著名的散文诗作家.如果从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算起,您从事散文诗创作已经整整65年.请问您的散文诗创作可分几个阶段?在风格上有什么变化?

李耕:我的散文诗创作始于1947年,前面己简略提到1949年后,服从组织分配,从事了一段繁重的行政工作,直至1956年自己提出“归队”从事文学工作之后,便又重新提笔从事业余创作,并在《人民日报》、《星星》、《人民文学》刊出自由体诗及散文诗(这些原版剪报是一位陌生作家剪存保留,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这让我感激至今,因为自己的剪报已在“ ”中丢失).其他报刊发表的,我自己也从未去图书馆查找过.虽然这是自己散文诗创作留下的“踪迹”,只觉这只是自己往日留下的某种时刻的影子,兴趣已濒于淡漠.我将这一时期的散文诗作品相对于解放前的“战歌”来说,称之谓“牧歌”.1957年便因文学观念或某些诗的缘故而划为“极右”,搁笔22年.50岁时“改正”后,从《春笛九章》开始,便不断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诗作品至今.

今日己沉疴难释,自知离死已时日不多.从去年10月查出肾病恶化,我只希望自己能撑持病体,将已写就的300余章散文诗整理出来.除此,将一本已发表的散文诗及一本散文,在编妥后能付诸出版.我只是一个热爱散文诗写作的作者.前两年我说过,我是鲁迅《野草》高墙下的“和尚”,现在想想自己说出的这句话,实在是在“抬高”自己.“和尚”,和“佛”的距离是近的,而鲁迅的“高墙”,我只是景仰并企望能靠拢一点.我只是一个在诗坛上一闪而逝的“过客”,一个比较勤奋、生活比较简朴的平常的作者而已.有人称我“作家”,我会微笑作答,这是对我的尊重;有人称我“著名作家”,我便会缄默不语或用自己的心灵回应:我会努力的.

箫风:您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诗,是诗的表达形式的别样.请问您这种散文诗观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何影响?

李耕:1947年前读散文诗及1947年后自己学习写散文诗,我一直是将散文诗列为“诗”来读来写的,俞平伯、滕固等前辈的“散文诗是诗”的论述,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曾说过,“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已是老的话题了”,问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将诗和散文融叠相加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欲从“诗”中分离出来.开创一种文体,我个人也曾为之动摇,“开创”,几近于“革命”,是一种可视为“壮举”的行为.在出现“报告体散文诗”后,我便感觉这样写下去,可以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政策服务,但离散文诗的“诗”的表达要求越来越远了.“报告体散文诗”的冗长和一种广告式的略觉空洞的抒情,让散文诗在泊近一种粗糙,我没有力量,也不愿为此公开提出我的看法,只觉自己能坚持“散文诗是诗”的观点写散文诗便可以,别人愿怎么写是别人的事.其实,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当然,他和时代是有不可分解的关联的.所以我自己有过一句话是“寓时代个性于个体个性”.诗可以有经典,散文可以有经典,散文诗也可以有经典.宋词是从唐诗渐变中塑而成形的,新诗或自由体诗是从旧格律诗“解放”出来的,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体格,和“汉俳”是诗的一种体格一样.散文诗作为“诗”,理应是从新诗或自由体诗“异化”出来的.散文诗作为“诗”,重要的在于“多元”,每个人的作品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而个人也不能局限于不变异的“模式”之中,作者个体在长时间内变化自己的风格或语言和作品的构思习惯是不容易的,除非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认知方式的思维基础.散文诗若“诗”中非“诗”,便不可能是散文诗,自由体诗若是散文的分行排列,反会被读者认为是诗,所以说散文诗或自由体诗的断行或不断行,只是表达诗的内容时之形式的选择,诗的散文诗不断行也是散文诗.不是诗的自由体诗,断了行也不是诗.不分行的自由,是散文诗家族中独有的“自由”,比自由体诗更自由的诗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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