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权力化——中国恩感文化批判,本论文为您写文化批判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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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西方是罪感文化,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生存的意义在于赎罪以拯救灵魂.古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因为佛教认为世俗生活是苦难,所以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修行,渡过苦海,到达极乐世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因为日本民族认为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身份,人生价值在于恪守职责,所以具有强烈的羞耻感.那么对中国文化如何定性呢?李泽厚提出,中国是乐感文化,因为儒家相信天理人心,对世俗生活持有乐观精神.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但是,这还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方面,因为乐观精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是果而不是因,不是文化的内在的本质.所以,还要在价值取向上确定中国文化的性质.我认为中国文化应该称为恩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是建立在施恩和报恩关系之上的,恩是中国*的核心.
中国文化的根源是家族*,其核心范畴是孝,推广为普遍的社会*范畴就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似乎仁就是爱.但是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爱,它不是平等的爱,而是恩爱,恩是仁的真正内涵.在中国,所谓恩的观念,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施惠方就具有了支配受惠方的权力,而受惠方则承担了以牺牲自身权利回报施惠方的义务.仁作为恩爱,是一种以爱获得支配权力的*观念：施爱者有恩于被爱者,对其有要求报偿的权力；被爱者要对施爱者报恩,否则就是不仁.在家族*中,父母养育了子女,对子女有恩,这个恩也是一种责任,一种“爱”,要终生对子女操心、负责.另一面,家长也因此具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支配子女的一切,包括决定子女的婚姻、学业、职业,甚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同样；子女必须终身报恩,附属于父母,服从父母,因此儒家有“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等信条,这就是孝,否则为忤逆.以此类推,兄弟之间的爱是兄长施爱于弟,因此弟要服从于兄,“兄友弟恭”就是悌；夫妻之间,丈夫对妻子的爱是恩爱,“一日夫妻百日恩”,因此丈夫就对妻子有了支配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以报恩.
这一施恩——报恩的*模式,蔓延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条都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上,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德等.中国*中缺少平等的关系,于是以恩为内涵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权力的运作,一种支配关系.民间所谓义气,实际上就是一种施恩和报恩的支配性关系.像《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之间,就是如此.宋江作为大哥有恩于李逵,于是李逵就为大哥舍生忘死；而宋江也自认为对李逵有了支配权.当宋江喝了奸臣的毒酒之后,怕死后李逵造反,坏了自己的忠义之名,就让李逵也饮下毒酒,李逵中毒后知道原委,也不怨恨宋江,说生为大哥的人,死为大哥的鬼.这意味着施恩者可以剥夺受恩者的生命.
恩推广成为政治*范畴,就成为封建专制的文化基础.君主对臣民行仁政是恩德,因此就有了统治的权力,甚至可以支配臣民的人身财产,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臣民要忠于君主以报恩,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中国的专制和西方不同,统治者不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管理,而是进行家长式的统治,它更强调君民之间的*关系,政治统治被君父和子民的亲情关系掩盖了,即君父对子民施恩,子民效忠君父.中国知识分子即士和君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君主信用士,是有恩,士对君主尽忠,是报恩.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论语·八佾》）“士为知己者死”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百姓和官员的关系也是如此,官员是父母官,是牧守,人民是子民,是牛羊.官员很好地履行了职务,国人看来就是慈父、青天大老爷,要感谢他的恩德,而官员也认为自己“爱民如子”,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统治的合法性.
总之,中国文化的“三纲五常”的渊源,就在于恩的观念.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的因素.恩感文化使情感权力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情感化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恩感文化创造了许多世俗的神话,如真龙天子神话、清官神话、忠臣神话、大团圆神化、善战胜恶的神话,这些神话成为意识形态的活的形式,构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心理：仆人要报主人的恩,让自己的儿子替代主人的儿子去死,这成为一种美德.可是,我们可以反思,仆人的儿子一定比主人的儿子低贱吗?父亲有权力把自己无辜的儿子送死吗?主人真的对仆人有恩,以至于要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报恩吗?新近上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又重复了这种“美德”, 甘愿代替女学生承受日本军人的凌辱.
当然,如果历史地看,恩感文化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一方面使人民成为企盼恩德和感恩的奴隶,服从封建社会秩序,形成鲁迅所说的“主奴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封建家长制度具有了某种人情味,减少了统治关系的严酷性,从而避免了西方中世纪那种神权、贵族政治.但是,历史已经走出古代,这种恩感文化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不应该继续了.
在现实社会,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形成了恩的*：强者要对弱者施恩惠,而弱者要感恩、报恩,恩成为一种美德.但这种*虽然有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而像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某种缺陷和局限.纯粹的爱是最高的价值,而恩不是纯粹的爱,是爱的畸变.恩和爱都是利他,但爱是纯粹的情感,而爱不涉及利益,也不要求回报；而恩虽然有感情因素,但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回报.因此,必须用爱来约束恩.离开了爱的前提,恩就是一种借债和还债.只有基于爱,施恩和感恩才具有某种正当性,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的债务.由于爱作为最高价值的缺失（没有爱的宗教）,中国的恩成为一种绝对的*法则,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支配性权力,爱的因素被压抑、排斥和扭曲了.
从哲学层面上说,恩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无所不在,支配着人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属于这个权力系统,它作为集体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支配、规训力量.但这种*权力也有其解构力量,那就是真正的爱.爱的核心是同情,同情是主体间性的构成,是对施爱者和受爱者双方的肯定,只能以爱交换爱,施爱者不会变成占有者、支配者,爱的对象不会失去主体性,不会沦为权力支配的对象.因此,同情作为真正的爱可以消解*对人的禁锢,化解人和人之间的敌意,从而成为*中的积极因素.但中国的*却缺乏这种解构力量,也减少了这种积极因素,因为它把爱当作恩,恩爱排除了同情,不具有主体间性,而是以情感方式对他人的占有,是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确认.这就是说,爱交换了权力,或者说是爱的权力化,是爱的异化.当然儒家也谈同情,孟子讲君子有不忍人之心,但这种同情心却受到了恩的限制而丧失了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恩,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恩爱,还是统治者对子民的恩德,或者是“义士”对弱者的恩义,都在情感上和*上把受恩者降为奴隶,这是一种温柔的奴役.正是在恩文化当中,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
恩爱作为爱的异化,不仅表现在权力化上,也表现在其他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爱权力化,所以*评价就成为爱的前提,爱被狭窄化,被仇恨所抵消.本来爱是超越功利的,具有普遍性,爱要战胜仇恨,要爱一切人,如圣经所言,要爱自己的敌人；佛家讲要有大慈悲心,这才是真正的爱.儒家虽然讲仁者爱人,但这种爱是恩爱,要有回报,因此是有边界的,对于非礼者,对于小人,就没有爱,甚至还要食肉寝皮,因为他们是非人,是“禽兽”,不配享受人的待遇.这个逻辑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小人不知报恩,所以不配得到爱.其二,由于恩是一种权力,要有回报,因此权力的大小、回报的多寡就决定了爱的程度.本来真正的爱是没有等级的,对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但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衡量爱的程度.同一宗族形成利益共同体,彼此的爱就浓,血缘关系越近,爱就越多,反之就越少；血缘关系以外,爱就更淡.因此儒家批评墨家主张的无差等的爱,而主张有差等的爱,血缘的远近成为爱的多寡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情感权力等级化,而这也就是说爱的多少是基于获得的支配性权力的多少决定的,越是爱得多的领域,如家族内,支配权力就越大,回报就越多；而越是爱得少的领域,如家族之外,支配权力就越少,回报也越少.总之,恩感文化使爱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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