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译经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这篇鸠摩罗什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鸠摩罗什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演鸠摩罗什开创了中国佛教译经的新时代.为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他简约文字,突出汉语语言的文学性,增强可读性和通俗性,他翻译的许多佛经,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他的译经成功,不仅吸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和个人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文学才能有很大关系.许多译品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把中印语言文学结合起来,创造出文学中的新文体,同时还带来许多新的语法和词汇,对以后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演鸠摩罗什,译经,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22-06
印度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中,佛经翻译起着关键的作用.翻译首先是两种文化在文献中以语言为交锋的体现,因此佛经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事实证明,许多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鸠摩罗什的译经以其独具的特色和优秀的质量,赢得了佛教翻译第一人的声誉,并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鸠摩罗什译经的成功,不仅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有关系,而且也和本人的优秀素质密不可分.他在总结了前代翻译成败得失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对中国内地文化的深邃观察和理解,才最终决定用“意译”的思想和相应的方法来进行佛经的重译和新翻工作.他翻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变“直译”为“意译”,以准确理解佛法思想
鸠摩罗什的“意译”是在道安主张的“直译”的基础上革新而来的,又被称之为“新译”,以前的译经相对的被称之为“旧译”.道安提出“五失本”和“三不易”的主张,实质就是强调保留天竺梵文的文质,不能偏离其精神.他在《郫婆沙经》序中写道：
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他“直译”的主张.但是他主持完成的《阿含经》等五部经书,却没有广泛流行起来.
僧■在《大品经序》中表达了对以往译经的看法：
而经来兹土.乃以秦言译之.典摸乖于殊制.名实丧于不谨.致使求之弥至而失之弥远.顿辔重关而穷路转广.不遇渊匠殆将坠矣.①
鸠摩罗什自传曾说过：
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和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这里是说梵文的辞体比较优美,还可以配备乐谱诵唱,如果生硬的保存原意译成汉文,就没有原来的韵律美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梵语的理解十分深刻,如果直译保持其文质,就会将佛法思想扭曲.所以,他同弟子们共同斟酌,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在不脱离原旨的基础上,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佛教教义内容.僧■对以前的译经和鸠摩罗什的“意译”比较认为：
考之旧译,真若荒田之稼,芸过其半,未讵多也等胡文雅质,按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②
鸠摩罗什这种为适应中国思想传统文化和当时佛教发展的要求,对原佛经内容给予“变易”的思想备受史家赞赏.《高僧传》卷7《僧■传》记载竺法护和鸠摩罗什的译经对比时云：比如罗什在读到《正法华经受决品》中“天见人,人见天”的译句时说：“此语和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僧■认为可以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从而受到罗什的夸奖.法护的直译理解生硬,僧■把这句话改成中国话后,罗什很赞赏.《大庄严经论》卷2“诸仙苦修行,亦复得生天”,原来的梵文本是指天竺古仙的一专用名,由于秦人不知道,所以罗什改名作“诸仙”.①胡适认为罗什译本之所以能成为汉文化中的名著,流传千年,就是因为他不但能译的不错,并且能译成中国话.②
鸠摩罗什本着“旨不违中”的思想对旧译中的大量错译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改译.他使用“意译”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更加真实地传达佛教原典中的内容和意义,让中土人更加准确的理解佛法教义和理论,从而改变过去那种晦涩、深奥难懂的局面.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罗什的译经未能忠实原文并揉进了自己的思想.又说“而由译者插入的诸如‘孝’、‘忠孝’等词语比较多”.③如果更准确地说,罗什加入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和内容.而这些正是他选择“意译”做法的最深刻体现,也是其译经在中土普遍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2.简约文字,更加适应在中土文化中的使用性
梵文佛经,十分注重形式,重复现象特别严重.鸠摩罗什自传提到的“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凡观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中土人的使用和理解十分的繁琐和复杂.因此,在罗什的佛经翻译中,对原典的删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有别于其他人翻译的方法.当然这也体现了内地来自民间百姓和上层统治者的普遍要求.
大秦天王（姚兴）等每寻玩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坠于译人等有秦太子者（姚泓）等深知译者之失.④
由于统治者对旧译的不满,才迫切需要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
鸠摩罗什对佛经尤其偈颂的翻译,做了大量的删繁就简活动,这不仅仅是借鉴前人翻译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对内地僧人和民众思想特点的理解.在《大智度论》中这种思想充分表达出来：“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高僧传》本传记载,鸠摩罗什临终时和众僧诀别说：“几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这句话正是表明他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删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比如《大智度论》有三百二十万言,近千卷,他却只译出百卷,三十万言,只相当于全文的十分之一.该论的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其余品罗什皆略译.吕■对此解释说：
是因为经文初品主要阐述各名相事数,恰是二百多年来中国佛学家们一直搞不清楚的问题.罗什详译了这一部分,将所有事数原原本本地加以解释,这就适用了学者研究的要求,再不用走“格义”“合本”等弯路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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