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中国药品安全规制改革,本论文为您写规制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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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药品安全规制改革已经历时10多年,但是效果并不令人非常满意.本文建立一个制度选择模型,分析了制度供需方对药品安全规制制度安排结果的影响,尤其分析了媒体如何影响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因素,从而最终影响中国药品安全规制改革.
[关键词] 媒体;药品安全规制;制度选择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 1008-4096(2010)05-0015-07
自Stigler[1]以来,经济理论通常认为规制受到狭隘利益集团的控制.然而,如Stigher本人和其他学者[2][3]意识到的那样,这个结论关键依赖于不知情的选民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这个假设的基础是Downs[4]提出的所谓“理性无知”,他认为,选民不愿意靠自己投资获得这样的信息是理性行为.因为就影响公共政策结果而言,这样做的收益对单个选民极其微小,而对选民来说了解相关问题需要的成本则太高.
然而,媒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减少选民了解信息的成本:一是媒体搜集、核实并总结信息,消除了与搜集对社会有益信息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二是媒体重新包装信息使得它具有娱乐价值,从而降低了个人处理搜集来的信息的私人成本.
媒体不仅仅通过给选民提供信息,告诉选民政治家主张的政策纲领,影响政策结果;它还通过监督和报告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影响政策结果.本文正是利用媒体在公共政策中所扮演的信息供给者和监督者这两个角色来分析它们对中国药品安全规制改革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近10年来,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关于媒体影响政策结果、制度安排的文献不断涌现.Strmberg[5]利用选举模型分析了媒体如何影响目标资源的分配.他分析了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影响,包括对腐败和游说集团效果的影响.他的结论表明,媒体参与越少,了解情况的选民所占比例就越低,从而政府就有更高的可能性建立具有较高租金和腐败机会的政策.Besley和Burgess[6]采用政治*模型,把了解情况的选民比例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和任职者选择的努力水平的函数.一个较广泛的媒体活动范围会使得了解情况的选民的比例更高,这些选民将赞成任职者,从而鼓励任职者选择更努力地提高水平.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面对更多了解情况的选民,它们将会有激励做出更积极的回应.Besley和Prat[7]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媒体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他们增加了媒体被政府俘获的概率.他们预测媒体更高程度的多元化会使得媒体被政府俘获的可能性减少.而且,他们推测期望租金随着媒体更有效地搜集任职者腐败的证据而减少,即越有效的媒体监督会使得腐败越少.Strmberg[8]研究了媒体向不同形式的读者传达信息的激励,表明由于媒体业规模收益递增,媒体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给大集团.Strmberg[9]利用数据检验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理论假设,发现在美国拥有更多收音机听众的州会获得更多的新政救助基金.自 Strmberg[8-9]以来,媒体在政治竞争中的作用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Larcinese[10]指出信息供给较高的选区拥有更密集的选举活动.Olper 和Swinnen[11]通过对60个国家的农业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农业政策受到媒体结构的强烈影响,从而验证了媒体在政治市场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信息分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理论结论.迄今为止,多数文献都注重媒体提供信息的功能,即媒体通过影响选民的信息成本而影响政策结果或者媒体通过影响政策、制度相关的不完全信息而影响政治结果.事实上,媒体除了提供信息影响政策结果外,还通过另一个职能影响政策结果,即监督职能.媒体的监督职能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即使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被假定为选择政策变量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但是他必须委托官员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而官员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就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向计划者如实汇报,而媒体的监督可以使得官员迎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减少.
二、制度选择模型
1.模型假设和说明
假设一个静态的经济包含三个具有不同利益的集团k:k等于i为消费者集团;k等于f为制药企业集团;k等于j为规制决策者集团或政治家集团.消费者授予政府权力制定和执行药品安全规制制度,制度决策如下:第一步规制决策者决定是否实施一项制度.如果决定实施,第二步他需要决度的类型和成本.本文简单地把药品安全规制类型分为宽松型和严格型.规制决策者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类型,因此,消费者从药品安全规制中获取的个人收益依赖于规制决策者的特性.不同类型的药品安全规制制度给社会每个成员和制药企业带来的成本不同,不言而喻,政府实施宽松型的药品安全规制施加给每个个体的成本要低,制药企业也同样承担较低的成本;而政府实施严格的药品安全规制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行政人员监督,膨胀的官僚机构意味着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在膨胀,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更高的税赋.同样,制药企业为了遵循更高的药品质量标准,需要更长时间、更大规模、更好的专业人才进行临床试验,因此制药企业承担的成本必定增加.毋庸置疑,制药企业偏好宽松型的药品安全规制,而消费者却总是偏好较为严格的药品安全规制,因此,制药企业和消费者在药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为了获取他们各自偏好的制度类型,他们都试图影响规制决策者,并且他们用来影响规制决策者的工具各不相同.消费者可以作为选民通过选票来影响规制决策者,因此,如果规制决策者选择的药品安全规制制度对消费者不利,消费者可以通过选举一个挑战者来惩罚现任者.而制药企业可以通过从事游说活动,向规制决策者转移货币.当规制决策者和游说集团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分享制度带来的利益时,最大化他们联合利益的制度将被选中.
设aj代表规制决策者j选择的制度类型,并且定义akj为规制决策者j选择的制度给个体k带来的效用,并假设a等于max k kj.
药品安全规制的成本由全社会成员承担,设药品安全规制给社会每个成员带来的成本为C∈[CL,CH].L、H分别代表社会中每个成员在宽松型和严格型药品安全规制环境下所承担的成本,并且CH>CL.因此,制度选择可以用向量(P,C,aj)来表示,这里C∈[CL,CH],P∈[0,1],P等于0意味着没有选中任何制度类型;P等于1意味着aj类型的制度被选中,此时,制药企业承担的成本函数为Cf(P,C,a),P等于1意味着制药企业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或者产品必须达到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制药企业为了遵循这些要求和标准,必须比在没有这些要求和标准的条件下付出额外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本文把制药企业为了满足药品安全规制的要求所耗费的额外时间和资金成本统称为遵循成本.P等于0意味着政府没有选择任何制度,政府不会给制药企业施加任何质量标准或生产条件要求,因此,制药企业不需承担任何遵循成本,企业为此节省的这些成本就是它的收益.为获得这些收益,制药企业试图向规制决策者转移货币以交换它们偏好的制度.设Tfj代表制药企业f向规制决策者j转移的货币,并且定义Vkj(·)为规制决策者j掌权时k的得益,因此,消费者i、制药企业f、规制决策者的得益可以分别表示为:
最后,本文假药企业在严格型药品安全规制下承担的额外遵循成本远远大于制药企业向规制决策者的转移支付.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规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规制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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