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综述,本论文为您写西安事变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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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综述：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变化；关于与张学良的关系；其他因素的影响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张学良；西安事变；原因；研究综述
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
有学者提出,张学良之所以选择发动西安事变,在于激进的反共政策,对民族危机置之不顾.李义彬、周天度在《<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本人的不合作态度导致的.张学良一直对蒋氏政权表示支持,但经过九一八事变和的一系列不抵抗政策使张很失望.从《日记》也可以看出,本人也对张学良早已心生芥蒂,对于张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蒋认为是对自己领袖权威的挑战,也是张学良的想法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可见在西安事变前夕也在筹划,更好地利用东北军,防备张学良.薛峰也在《浅析张学良与之恩怨》中指出,首先在北伐时期,张学良选择东北易帜,促成了完成中国统一.其次中原大战中,由于东北军的参与才挽救了政府的危机.但是热河失守后,却主张让张学良下野来平息民怨,属于以怨报德.由于对的失望,使得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关于东北军抚恤金的问题也是蒋张矛盾的一个方面,东北军在陕北战场损失惨重,非但没有给予补助,反而取消两个师的番号,让张学良和东北军寒心,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二、张学良的思想变化
张学良本人的个性,爱国思想以及现代意识思想也是他发动事变的主要原因.朱正业在《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中提出：张学良个性中的果断勇敢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促使其毫不犹豫的发动了西安事变.宋易风、习琳在《试述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中指出,张学良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加重,各方爱国呼声四起,张学良深受其影响,加上早年对于日本的痛恨,使之一直迫切希望前往前线进行抵御日寇的活动,但遭到蒋的拒绝,陕北战场的失利以及与的接触使张学良更加反对内战,的坚决剿共政策让他对国家和民族危亡充满忧虑.肖建杰、崔晓麟在《张学良的现代意识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提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其内心深处的现代意识觉醒的表现.旅欧期间张学良一度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但在实际的革命道路上,以及与接触之后,张逐渐放弃了法西斯的思想,他逐渐认识到,抵抗日本侵略最重要是联合人民,走法西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也是张学良本人践行,反对思想的体现.西安事变之后基本满足了张学良改组国民政府、政治自由、保障权力和联合一致抗日的愿望.
三、关于与张学良的关系
在到达陕北后提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符合张学良关于抗日的主张,尤其是东北军在陕北接连遭遇失利后,通过被俘东北军的军官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并在此后保持密切联系,大力宣传的抗日主张,促成其思想转变.[1]
关于代表对张学良的影响.宋黎在《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中提到1936年人刘澜波、苗勃然、刘鼎等人与东北军取得联系并且到达西安.西安事变之前,刘鼎曾以代表身份常驻西安的张学良公馆,做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工作.[2]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在肤施（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8条协议,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抗日救国的局面开始形成”[3]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见面,打开了张学良与正式联系的大门.后来张学良甚至有了想要加入的行动,并且一度在来往信件中与党员以同志相称.在支持联共抗日的过程中,西安事变成为标志性事件.
关于张学良是否为党员的问题.张学良去世之后有学者提出,作为党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接受了的指示.杨奎松反对此说法,并且指出“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与红军”.[4]他也提出张学良有过加入的行为和动机,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无法证明张学良是党员.因此西安事变并非领导下发生的,而是与张学良合作挽救民族危亡的表现.学术界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是当时参与者的会议以及之后的参访记录,但唯独缺乏张学良本人的说法,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并无确定的答案.
四、其他因素的影响
东北军士兵和军官、杨虎城等当时一系列反对内战的人士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起到了影响.杨天石在《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中提出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关于抗日的观点对于张学良的影响深远,他通过分析张学良自述和一些文献资料得出,早在1935年杨虎城就已经暗示张学良对采取行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1936年12月来西安监督“剿匪”,张学良劝谏未果时,杨虎城则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得张学良大为震惊,他认为杨虎城早已赤化,受到了的控制.方小宁的《百岁开国上将的见证——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中提到在西安事变中许多举足轻重的人对事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当时已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的团长高福源,他在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之后,深刻的认识到共御外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自动向李克农请缨前往西安,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高劲松、高凌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的联合——以张学良与红军来往电报为考察中心》中提出,王以哲是张学良与的主要联系人物之一,尤其是与联系的大部分电报均通过王以哲发送,并且王与李克农达成停战的口头协议.与的联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北军的损失,最终影响了张学良本人对于联共抗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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