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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一书以外族自觉、外部势力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视角对这段动荡的历史进行研究,强调胡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南方的“蛮族”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草原帝国》以游牧民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迁徙为主线,串连起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互动的历史画卷.两部著作的作者分别来自于日本和法国,皆为外国史学家,且不同于国人著史以“汉人”和“汉人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因此分析两部著述的特点,对比东西方学者之间著史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发人深省.
关键词：东西方 中国史 魏晋南北朝 草原帝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2-65-71
一、试析《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一书的著述特点
(一)历史变迁的结构性分析
以往的历史著述多以归纳规律性的特点为主,而本书作者对于历史变迁进行结构性分析,这是一个创新,意义也更为重大,因为结构性分析可以跨越时间轴的桎梏,而规律性概括还是属于时间范畴之内.
1. 均质性社会被打破,阶层分化、私权出现
东汉末年,阶层分化的出现,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使得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出现了广泛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阶级分化的新局面.豪族阶层分化出来.由各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对于一君万民、主权在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可谓是对政权存立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秦帝国是均质性社会,而魏晋南北朝则形成分层社会,上层逐步向地方和 晋级,“一君万民”的结构被彻底打破.豪族将普通平民阶层纳入自己势力阶层之内,将先前集中于国家层级的税收纳为己有,垄断、兼并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公权开始受到私权的冲击.1
2.意识结构分析
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双方存在一种意识结构,这个结构也是超越了时间,几乎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更久.即在汉族人心里,存在着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但在政治、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反过来,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有军事上的优越感和对汉文化的情节.总结起来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军事上的优势和汉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在意识上产生了一种意识结构,致使胡汉双方长期对立和不信任.
3.地权扩大和抵抗势力之间的矛盾
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在北魏时期尤甚,因为在这段历史中,胡汉对立严重,皇帝偏向哪一方都可能会造成权力和政权分裂的危险.有些执政者信任并任用“新人（新近纳入国家版图的人）”,而有的则依赖“旧人（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两种情况皆有利弊,重新轻旧会招来旧人的抗拒,甚至政权的瓦解,但若重旧轻新则和帝国国土急剧扩张,新人不断增多的现象相背离.因此,整个北魏的帝权呈现轮流偏重新旧人的情况,而皇帝的权威必须置于超越胡汉对立、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样才能将矛盾统一.1而这种“对立统一”成为跨越时间界限而存在的一种结构性模式,甚至在魏晋之后的历朝历代中,虽然不是新人旧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却也存在着其他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比如外戚和宦官,文官和武官等.
(二)解构汉民族的形成史
《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一卷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是对于汉民族的解构.作者用了一整章的内容来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从三国时期势力强大,一度迫使孙权降低姿态,足以牵制吴国国力的“山越”（大致分布在长江中游山区）说起,到诸葛恪平定山越立下战功,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原先被称为“短人（山越）”的非汉族在战争中被沦为奴隶,并随着历史推移,到唐一代地方官为民请命,请求免去“短人”的奴隶身份,恩准之后他们被编入户籍,纳入大唐王朝统治体制之内,成为具有良民身份的新“汉族”.作者结合历史文献,脉络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山越”随着汉人南下,被逐渐纳入“汉人”体系的整个历史过程.而四川的“獠”亦是如此,獠在南北朝时期遍布四川全境,之后随着汉人的迁徙和征伐,獠族的原住地已经逐渐被汉人“内地化”, 随后设置了州、县等许多新的行政机构,将獠及其原住地也纳入 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据史载,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贵州地区,和蛮族结为姻亲的汉人被蛮族称为“遑耶”（有亲人之意）,这些遑耶在当地惹是生非,形势不妙之后即逃入蛮地,受到蛮族庇护,蛮族地盘成为收容畏罪潜逃者的地方.作者认为由此可探析当时蛮汉之间的通婚关系,两者之间的混血程度已经相当,蛮汉的界限在当时已经模糊.
(三)中心影响边缘,边缘推动中心的现象
我们再谈谈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开篇即提及,汉至魏晋积聚的文化巅峰对周边非汉民族有极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的混战又促进了非汉族对中原的迁徙或者侵入,导致各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更加频繁和混乱.而生活于乱世中的人们将救赎寄托于宗教和文学,这又推动了佛教、道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和诗词绘画等艺术的一个巅峰.从这段历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的文化吸引了周边民族的迁徙或者入侵,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混乱,而生活于乱世的人们将精神救赎寄托于宗教和文学,又再次推动了中心文化向巅峰发展.
纵观作者笔下南北朝对峙的这段历史,“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北方政权虽为胡人所建,但胡人君主以“中华”自居,在其统治下的中原名士也逐渐认可胡人政权并以“中心”自诩,视江南人为貉或野蛮人,他们自然质疑司马睿东晋政权的正统性,即使是汉人主政也被视为“南蛮”国家,统治着一帮蛮民,在中原士大夫的意识里把远离中原的南方看做“边境（边缘）”；另一方面,在江南人士和北来人士的辅助下统治南方大部分区域的的东晋,自认为承继了西晋的正统,是为中华的“中心”,都城建康更是中心的中心,所以视远离京师的地方皆为边缘,这个边缘既包括北方的政权也包括自身统治体系之下的岭南等蛮荒之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存在并立的多个中心和边缘, 而且这些中心和边缘处于相互转换的动态之中.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立转换的动态逐渐混淆了蛮、汉、胡之间的界限,使得汉和蛮、汉和胡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断推进,亦成为现代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结论：适合史学家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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