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因论和互文性视闻下寒山诗美国经典化进程,本文是一篇关于互文性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互文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寒山诗在中国本土文学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鲜有问津,却在美国受到热烈追捧,此后才引发国内学者关注,进而在本土文学和国外文学中同时占领一席之地,成为“墙内开花墙外红”的典型.本文将模因论和互文性理论相结合,对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过程作理论阐发,旨在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寻一条更加可行的路径.然而,想要推动文化“走出去”,必然要以牺牲某些元素为代价,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传递目前难以实现.
关键词：模因论 互文性 寒山诗
一、引言
寒山诗曾在中国本土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却经国外译者之手,造就了“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经典化历程.这一独特的文化传递模式值得我们认真探索,通过总结其中的经验和不足,指导具体翻译实践.将模因论和互文性理论相结合用于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可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内部规律转向对外部关系的整理（徐盛桓,2005：59-67）.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模因论和互文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发现目前大多数文章仅从模因论视角进行互文性研究,鲜有学者将模因论和互文性结合进行研究,说明这一文学翻译研究新视野在国内还未得到广泛关注.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译介中国文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热潮的今天,为了探索一条良性循环的翻译道路,本文将模因论和互文性相结合的视角用于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分别从译者、读者及接受环境三方面对寒山诗译介之经典化进行剖析,为使探寻一条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加可行的路径尽绵薄之力.然而,想要推动文化“走出去”,必然要以牺牲某些元素为代价,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传递目前难以实现.
二、模因论和互文性
模因论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它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文化具有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的进化规律进行诠释.近年来,随着模因概念的引进,模因论和翻译研究的结合也愈来愈紧密.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主张语言研究要“注重模因的传承,即注重文化、社会及历史的语言基础”（何自然,2007：69）.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模因的传播进行,认为翻译其实是模因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互文性概念是由法国女批评家、符号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21世纪60年代提出的.她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任何语音链都具有一种发送源,它使身体和其生物学的和社会的历史相联系.任何文学史、美学或风格学,如果它们仍囿于彼此分割的状态的,都是不可想象的.”（张首映,1999：442）
模因注重模仿,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模因比较偏重文化传播,而文学翻译的传播还需要以文本为载体,研究文本间生发出的各项关联,而互文性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文学翻译中,模因论和互文性的结合有其必然性.首先,自诞生伊始,互文性理论和模因论便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对文本和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阐释,解构和重新建构的内在属性,以及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结合等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两种理论本质上为同一种理论的不同表述（于洋欢,2016：440）.其次,模因论强调文化模仿,模因作为文化基因,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底蕴,作为文化模仿单位,在历史发展和流变中通过文化变异生成模因集合重组,语言通过模仿被复制和传播,所成模因作为文化基本单位在语言的社会演化和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互文性強调文本问的相互指涉,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的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并以文本为轴心,生发出作者、读者、译者之间思维、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载的互文记忆的多重主体互动.两者的结合弥补了彼此在文化及文本方面的不足.再者,两者都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重性,互文性理论认为主客体之间并非认知关系,而是理解关系,其真实含义并非他人经验的重复和被动反映,而是不同价值观点和新变化和构成中的经验表达.而模因论中,文化模因在其自身的复制和传递过程中,除了成功保留核心和精髓外,也经常出现变更和整合现象,说明模因也兼具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属性.最后,互文性关注对前文本的依赖和记忆,表现于文本关系,模因感染不仅局限于文本表现,还体现于传递过程以及后期文本的确立（关海鸥,徐可心,2012：99）.互文理论中的文本指涉被动地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模因则是更为主动地迫使宿主接受并传播,比如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涉及作品的独创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
三、寒山诗经典化进程
(一)译者解构和建构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要在“跨越分歧”的基础上实现和他者文化的有效沟通和成功互动,其现实立足点可谓是基于翻译,更取决于翻译.因此,在翻译行为所牵涉的各个环节中,译者的重要性不容分说（胡安江,2012：55）.“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对于一位译者的译作,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他是谁?他翻译的是什么?他是怎么翻译的?”（布吕奈尔,1989：60）译者对源文本的解构和建构在其国外经典化过程中起着导向性作用.布吕奈尔认为：“在同一个时期古典主义的伏尔泰和浪漫主义的勒图诺尔在莎士比亚面前不可能有同样的态度.”（布吕奈尔,1989：60）其言外之意是把握译者对原作的态度和立场,可以进一步把握了译作的发展态势.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翻译家斯奈德将中国唐代和尚寒山的诗译成英文并发表在《常春藤》上,在美国的青年大学生中几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寒山热”.自1954年开始,斯耐德于1958年、1962年,相继翻译并发表寒山诗百首之多,其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主要有三种寒山诗译本,全部以个体译者为译介主体,他们是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赤松（RedPine）和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其中斯奈德译本是唯一既受大众读者欢迎又受专业读者拥戴的寒山诗译本.加里·斯奈德是20世纪美国深层生态学桂冠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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