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和关中回民二题,本文是一篇关于毕沅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毕沅论文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3-0075-04
清乾隆时,毕沅曾在陕西任巡抚等职,政声颇著,史多佳评.毕在陕时,和关中回民有一定接触,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毕能坚守思想的独立性,表现出一代名儒显宦的宽广气度和文化容量,值得称善.但史料不足,一些问题仍难彻解.现将孤陋所及,厘为二题,谨俟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一、“毕秋帆力保张回子不反”
毕沅,字纕蘅,号秋帆,又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三十一年(1766年)散馆外放,出任甘肃巩秦阶道尹.不久奉命出嘉峪关考察西域屯垦等事,同年调安肃道,旋擢陕西按察使.自此宦运亨通,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湖广总督,以封疆大吏终其一生.
毕沅是清朝以显宦而兼大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和比他辈分略晚的阮元(芸台)多有相似之处.毕沅出身孤寒,自幼资质颖悟,曾师从沈德潜、惠栋等博学大儒,学问上起点高,眼界宽,养成好学覃思、博闻强记的治学精神,是故一生精力虽主要在宦场的蹭蹬和腾挪上,但仍能用心于经史百家之学,“性好著书,铅椠不去手”,可谓宦业学问两不误,成就了一代达官鸿儒.他一个显著优点是始终能和士大夫保持联系,和许多读书人有密切交往,虽寒微之士也能推礼相接,故幕下济济多士,宦屐所至,常有一群高水平的学人追随着他.由此,能做到著述等身亦不难理解.
毕沅的著作,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著录的,有31种之多.大部头的应以《续资治通鉴》320卷和《关中胜迹图志》32卷为代表,其他各书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范围,有校注,有辑佚,还有诗文集.治学的路径上他走的考据之学,总体上以经史考据为长,义理为短.他偏好金石之学,“官迹所至,搜集极博”,算得上是清朝金石学鼎盛时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品有《关中金石记》8卷、《中州金石记》5卷,以及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他奉命巡抚山东时,和时任山东学政的阮元合撰的《山左金石志》24卷.此书是阮元开的头,阮到山东后,“公务之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已经有了一个基础.毕到济南履职,阮主动以《金石志》请益于毕,因为毕在前编过《关中》、《中州》两志,阮元也乐得和这位有经验的硕学名宦合作.钱大昕在序言中说：
“其明年冬,毕尚书来抚齐鲁,两贤同心,赞成此举.遂商榷条例,博稽载籍,萃十一府两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钱币、官私印章,汇而编之,规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讨论、修饰、润色一出于公.”
毕、阮的合作,是清代学术的一段佳话,钱大昕以“两贤同心”恰到好处地为这一合作定了位.当然这是一部有相当规模的书,不是身膺重任的毕、阮二人所能亲自承担的,宾从其事者还有朱文藻、何梦华、武亿、段赤亭等,皆一时之选,故体例精核、考证细密,是清代同类著作中比较成功的.
毕沅的宦绩和陕西大有关联,这使这位江南才子有了和关中回回发生联系的机会,有了一件特别值得一讲的事情,这也是往贤谈毕沅时所忽略了的.
毕沅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擢陕西按察使,以后又先后任布政使、巡抚、署陕甘总督等职,在陕西前后有10年之久.他在陕西有相当好的政绩,可以说是一生功业的基础,但这不是笔者要讲的,笔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他和关中回族人士交往上.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六“毕秋帆力保张回子不反”一条载云：
“毕秋帆制府抚陕时,甘肃回人不靖,阿文成公奉命督师往剿.省垣有张回子者,为内地回人之望,拥赀百万,尚书素知其人.一日,方和两司议筹防,有飞骑传军报至,尚书启视,即置靴中.两司退,如巡捕日：‘汝持我名柬,即邀张回子来.’第至,以军报予阅,张皇遽伏地,请收付狱,尚书日：‘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将以全家百口保汝.’张叩头出.后知文成营中获一谍,亲讯之,指张为谋主,谍固尝佣于张,以盗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驰书陕抚密收,尚书亦即拜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寝.然其时方修城,回人之居内地者,不下数万.张素任侠.为族属所信向,诸回多伺其动静以为从违,设非制府之推诚布公,后患殆不可料也.制府历官之政绩,传闻异辞,是举从容镇定,弭乱无形,盖犹从读书稽古来矣.”
撰者陈康祺,字均堂,浙江鄞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同治十年登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昭文知县.晚寓苏州,终年不详.陈仕途不得意,又生当晚清国势日蹙之时,撰《郎潜纪闻三笔》四十二卷,有“备以经世致用的深意”,此书内容丰富,有一定史料价值.
陈康祺对毕沅的人品德业多所肯定,《三笔》另有“毕秋帆发库银赈济”、“毕秋帆寿和坤诗”等条,大抵都是揄扬之词.事实上毕沅书生气太重,身后不免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在陕西多年,的确好评为多,除见于正史和碑传外,清人笔记差不多众口一词,此见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毕沅条即可明了.“毕秋帆力保张回子不反”一条,陈康祺未说明材料据的依靠,但笔者以为大致可信,所讲内容和当时历史背景相合,也和毕沅做事风格相合.“回子”的叫法,显然有歧视成分,听上去很不顺耳.这种叫法和写法自明代就已出现,清朝的《圣谕》、《纪略》和各种政书中经常出现,明清南方人的著作中也时有所见,博学通达如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中写到“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等”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沿用,请勿以为怪.
从陈康祺的记述看,这位“张回子”应是乾隆年间西安回民中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而且“拥赀百万”,不然便不可能和尊贵的抚台大人有交往.从“尚书素知其人”一句,亦可想见二人交往颇深.所谓“甘肃回人不靖”,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在甘肃循化厅(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所领导的穆斯林起义,起义失败后3年,四十九年(1784年)又发生了田五为首的通渭石峰堡起义,也同样遭残酷镇压而失败.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史上著名的事件,前因后果为大家所熟悉,兹不复述.“阿文成公奉命督师往剿”,是指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奉旨率军前往镇压.这个事件发生在甘肃,清朝曾从陕西调集兵马到甘肃参战,但起义者主要是哲赫忍耶的教众,和关中回族没什么联系,至今也未发现有联系的史料,张某遭受牵连纯是有人诬陷.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毕沅的确表现出了封疆大吏应有的明智和果断,首先是他不相信“飞骑”送来说张要造反的“军报”,原因是他自己对张“素知”；其次,他以自己的百口之家为张某作担保,一直到事情真相被查清楚,“事遂得寝”.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乾隆好大喜功而处事峻刻,如有不慎,毕沅要吃大亏.设想不是毕沅的担保,张某人要吃苦头,而且还可能使事态扩大,酝成一方祸害.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除了毕沅的确了解张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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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沅为乾嘉学者，长于考据，曾任陕甘总督、山东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以史地、文字、音韵知识校雠《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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