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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论文参考文献：
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议会大选大举获胜后,新政府不但踌躇满志地在经济发展上高调定位,声称要超越中国成为增长的领头羊,而且在外交上也屡屡出招,广邀大国领导人访问新德里,莫迪总理亦频繁出访.新总理甫一就任即有如此密集的外交行动亦可谓罕见,显示本届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外交策略.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和宣示中,莫迪祭出的“东向行动政策”似乎有着较明显的标杆意义.
“东向行动政策”
是印度既定外交战略的发展
所谓“东向行动政策”（ActEastPolicy）并不是印度外交的新方向,而是自冷战结束后就已开始推行的“东向政策”（LookEastPolicy）的延续、继承和发展.二十多年前冷战结束时,印度外交陷入迷茫,之前奉行的和苏联“结盟”的政策宣告破产,国内经济形势进入危急状态,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内外交困之际,印度走上变革道路,拉开经济改革大幕,和此相配套,外交上提出全新的“东向政策”,即和东南亚国家重建密切交往,使印度和东南亚在冷战时期一度停滞的关系得以恢复,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各个领域重建和东南亚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东向政策”一经提出,就成为指导冷战后印度外交的重大方针.
在印度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拉加·莫汉看来,“东向政策”成为印度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标志,主要还是因为其蕴含的地缘政治导向.虽然很多分析开始都认为,该政策的目的是吸引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和开拓东南亚市场,从而为印度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然而,莫汉认为,“东向政策”的核心是印度战略重心的转移.尽管经济和贸易在该政策的初期占了主要地位,但很快印度就认识到东南亚不但是印度经济倚重的地区,而且是印度重建在亚洲地缘政治地位的依托.因此,“东向政策”的范畴将不会限于东南亚地区,而是根据印度对外战略的调整和需要,逐步扩展,最终成为印度全球战略的主要方向.按照莫汉的看法,“东向政策”推行至21世纪初,其开拓东南亚的目标已经全部完成,因此该战略已经进入所谓“第二阶段”,即将印度的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东亚地区转移,由此该政策的地缘政治特点随之凸显起来.这个预测和印度后来的政策指向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印度先后积极参和东亚地区机制,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并以域外大国的姿态,参和东亚地区已经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角逐.
根据上述判断,莫迪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将已有的外交方向缀以“行动”一词,反映了莫迪政府在外交战略上或有构建新举措的打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已有的战略涵盖面,这也许可视为“东向政策”进入了第三阶段.
“东向行动政策”的内涵和目标
根据“东向政策”在第二阶段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地区,并且其地缘政治竞争的特点已然显现,莫迪政府提出的“东向行动政策”在战略涵盖的意义上应当是有进一步的扩大.莫迪执政以来,在大国外交上动作频频,启动了本届政府在外交上不同于往届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事实上,所谓“东向行动政策”的提出,部分也是针对往届政府的不作为而来.例如,莫迪2015年5月对中韩蒙进行了访问,期间大肆鼓吹行动的重要性,用他在韩国演讲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东向政策’一直是在‘看’东亚,我们已经看够了,重要的是要行动”.这被解读为莫迪对往届政府的批评,也是对国内反对派指责他上任伊始便大肆出访各大国的反驳.
莫迪的“行动政策”究竟和之前已施行了二十多年的“东向政策”有何不同?从莫迪本人发表的言论来看,“行动”的方向主要还是在经贸和投资领域,只是针对的对象有了较大的延伸,把东亚主要经济体纳入了做工作的目标,而莫迪也在出访美欧大国时一再鼓吹印度投资环境的改善,希望外国直接投资更青睐印度.这和“东向政策”将发展经贸引进投资的重点放在东南亚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应当说,引入尽可能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印度的一贯目标.但过去十多年来,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对印度的投资和贸易等都没有太大的进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甚至出现相当的倒退.所以就经贸投资而言,“东向政策”确实是缺乏“行动”的.莫迪上任后就此采取行动,和中日韩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这成为印度的重要目标.而中日韩的反应总体而言也是比较积极的,例如中日分别承诺积极参和印度高铁和铁路升级的建设,韩国也表示将加大对“印度制造”的实质性投入,等等.莫迪本人在访问中韩时把对两国企业家和工商界发表演讲作为重头戏,不遗余力赞美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其用意一目了然,这些也是为“东向行动政策”所做的诠释.
然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显然又不限于经贸关系.由于印度在地理上并不是一个亚太国家,因此其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一向被视为外部势力的介入.“东向政策”进入第二阶段时,印度的战略家就已经注意到这点,认为印度作为崛起的大国,如果要发挥世界性影响力,就必须首先在东亚地区立足.但就实力而言,东亚事务根本轮不到印度发言,除非该地区形势发展产生此种需要,即一些亚太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邀请印度介入东亚事务,使其成为东亚格局的一员.在印度看来,这种形势近年来已经成熟.无论是中日矛盾,还是南海主权和权益争端,都是印度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和成为东亚地区均势玩家的机遇.印度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便涉及“东向行动政策”的政治和安全意义.
从印度对外战略布局的角度看,“东向行动政策”的目标包含了印度在东亚地区的政治介入和安全平衡角色.对此,印度并不讳言.事实上,在莫迪之前,印度已经基本完成了全面参和东亚事务的程序,它不但是东亚“10+X”的一员,而且也于2005年成为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至于以东盟为核心的其他多边机制,印度也都全部参和.因此,印度已成为东亚事务当仁不让的一员,至于其在这些机制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面对近年来逐渐紧张的中日关系,印度的基本方针虽然是不选边站,但在政治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印度和日本合作的倾向明显加大,包括2015年11月其和美国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印度再次拉日本海军入伙,三方联合在印度洋进行以反潜为目标的作业演习.这应当是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努力提升印度在东亚地缘政治角逐中的制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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