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制度（上）,该文是关于人大常委会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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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特定问题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下称《监督法》）赋予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责,但与人大行使的其他监督方式相比,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的“重型武器”几乎处于“沉睡状态”[1].近年来,虽时有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特定问题调查的新闻见诸报端,但该制度的运用仍属凤毛麟角之态,且县、市、省各级人大对该制度的运用呈现出层级越高、运用越少的现状.2016年6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启动的特定问题调查应属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创新之举.本研究将以此次特定问题调查为例,阐述地方人大常委会实施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特征和机理.
一、什么是特定问题调查：本质和特征
特定问题调查是国家权力机关为履行其监督职能而对有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宜展开的调查,它区别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的一般调查.通常认为,特定问题调查是国家权力机关“国政调查权”的行使结果,近现代的立宪国家无论宪法有无明文规定,均普遍承认国会拥有国政调查权.从世界范围来看,国会拥有国政调查权起源于英国,其主要针对两类事项展开调查：一类是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如1936年对泄露预算秘密的调查,1948年对宣称大臣和文官收受贿赂的调查,1957年对泄露银行提高利率消息的调查；另一类是难以启动普通诉讼程序而受到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如1966年的煤矿灾难事件,1972年北爱尔兰的伦登德里星期日血案.各法治发达国家要么在其《宪法》中明确规定调查制度——如德国、日本、比利时等,要么在宪法实践中发展出调查制度——如美国等.总之,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如今已是国会监督政府的主要方法之一.
我国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起源于1954年《宪法》,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时期一度被废除,1982年《宪法》重新确立该制度后,经由《监督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预算法》等法律逐步得以完善.与法律规定的不断完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却并不频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盖由以下原因所致：对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特定问题调查中的权力配置存在缺陷,相关的程序机制不完善,临时性、补充性的宪法职能定位影响了特定问题调查的运用,启动门槛较高.
对于我国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应从以下几个特征加以把握.第一,主体的权威性.特定问题调查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作为实施特定问题调查的主体.该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一经成立,则以自身名义独立开展调查工作.第二,权力的法定性.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虽由国家权力机关组建,但其在调查过程中的职权范围与行使方式仍需符合法定原则.第三,调查对象的重大性和复杂性.作为人大监督方式中的“重型武器”,特定问题调查不宜轻易使用,只有当涉及重大、复杂问题,且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都不适宜进行调查时,才需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第四,存在的临时性.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为调查某一特定问题而临时设立的组织,是一问题一设立,此问题调查结束后即自行解散,它不同于人大的常设性组织.第五,工作程序的特殊性.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在于通过调查权的运用得出调查报告,并向人大常委会提交,常委会对此报告进行审议后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调查委员会本身不具有决议权.
二、特定问题调查的启动事由
启动事由是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开展的实质性门槛,它决定了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开启条件.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对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的程序性要求规定明确,对启动事由的规定则较为原则,总结而言,主要有“对于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定、决议,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认为必要的”两大规范模式.《监督法》《预算法》明确规定的可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的事由为撤职案、罢免案、预算草案、决算草案重大事实不清,各省《〈监督法〉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问题”事由[2],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特定问题调查暂行办法》对启动事由有较具體的规定,多规定为“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贯彻执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和关心的重大民生、民心等热点问题”[3].上述法律、法规、办法等对启动事由的逐步明确固然有助于我们对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实质启动条件的把握,但任何法律规定都不可能对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启动事由作出周延的列举.就操作层面而言,最核心或关键的是如何把握“特定”二字.这里以江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特定问题调查为例,梳理构成启动事由的要件体系,阐述其所具有的区别于一般的“特定性”[4].
首先,调查对象应当具备重要性.在《监督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七大监督方式中,特定问题调查属于一种较为刚性和严厉的监督方式,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应当慎重,它需针对国家和地方上的相关重大事项展开.需要指出的是,某一事项是否具有重大性、重要性应根据当地、当时的特定情形进行个案的综合判断,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重大性标准.就本次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特定问题调查而言,其调查对象就具有充分的重要性.食品安全是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所有人的饮食健康和切身利益,食品安全已连续四年登上全国人民“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的榜首,可谓社会关注度高,舆论燃点低.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一直将关注食品安全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与食品生产企业相比,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问题又更具特性,它除了须面对通常的安全问题外,还须处理与城乡居民生产、就业、发展地方经济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它必须有效解决“安全”与“发展”这一对突出矛盾.因此,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管就不仅是个重要的民生问题,还同时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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