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看辽代平民阶级女性崇佛情况,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辽代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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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是我国影响较大的宗教之一,自传入后就和我国本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带有我国本土色彩的佛教文化.辽代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少数民族政权,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自辽太宗南下拓土得到燕云地区以后,佛教就在辽代社会中开始全面渗透,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至兴宗、道宗、天祚帝时期,进入了极度发达的阶段,统治者甚至走上了佞佛的道路.在辽代社会中,女性是崇信佛教的重要群体,女性佛教徒上至皇太后、皇后、公主到世家大族家中的女眷,下至平民女性,数量较大,影响面较宽,是研究辽代佛教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辽代；女性；佛教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14-03
辽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辽代妇女受到佛教影响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室及贵族阶级妇女对佛教的尊崇,推动了平民阶级的妇女信奉佛教,辽代女性崇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也是少有的.和贵族阶级女性不同的是,她们并没有大量资产、土地,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向寺院捐献,平民阶级女性大部分以邑社的形式,组织佛事活动、筹资修建佛塔、经幢；有的则直接出家为尼,伴青灯古佛了却一生.
根据现有出土的石刻碑文,总共有181篇关于修建经幢、佛寺的碑刻,其中有提到了有女子参和的一共19篇,占总数的10.4%,在此之中9篇是在燕云地区,3篇的地点不详,7篇的地点在东北,全部明确地提到女子398名.
以《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为例,该幢石起建于应历五年的燕云地区,1977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县北郑村,幢文中给出来的女子的姓氏非常清晰,“在村女邑：高氏女小喜、严氏、苑氏、傅氏、李氏、刘氏、李氏女、刘七喜、李氏、高氏、田氏、李氏、王氏、李氏、禄氏、王氏、李氏、王氏、王氏、田氏、韩氏、刘氏、王氏女、贵师王氏、郑氏、张氏、任氏、卢氏、喜口、郭氏、村人王温妻郑氏”[1],经幢上明确写出参和修建的邑人近百人,其中31位女性参和,之中高氏女小喜、李氏女、王氏女3人为未婚少女.再根据幢文上的姓氏来看,在这篇中并没有契丹族的女子参和.同为穆宗年间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修建于应历二年,应历八年八月中秋完工,同样是在燕云地区,于应历十年立碑.碑中提到的女子一共有12位,分别是“王希道妻李氏、张仲钊妻刘氏、郝氏、卢氏、韩氏、口氏、钱氏、崔氏、盛氏、口氏、乐氏、口氏”[2],按照记载的姓氏来看,仍然没有契丹女性.保宁元年的《重移陀罗尼幢记》1774年出土于北京,根据幢文记载,建幢之人为女子张氏,还包括她的4个女儿,“长女成郎妇、次女李郎妇、次女陈郎妇、未嫁女吉年”[3]共5人,仍然是汉族女子.
在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中,一共有8篇关于修建经幢、佛寺的碑刻,所在地均为燕云地区.3篇提到有女性参和,而这3篇中都没有契丹族女性.
这一时期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中,“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维摩互设于香积,焉将通戎于米山.面丹口者,熙熙怡怡”[4],描述了4月8日佛诞日的盛大场面,不论是天子还是庶人同庆节日,此地所描述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女性在内.
辽圣宗时期总有11篇关于修建经幢、佛寺的碑刻的收入《辽代石刻文编》中,没有提到有平民女子参和建造的碑文.
兴宗时期共有12篇碑文,其中《石龟山遵化寺碑》和《沈阳无垢精光舍利塔石函记》两篇中有关于平民女性的记载.在《石龟山遵化寺碑》中,“越县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积以或蠺,口以承筐至口.男若商而若贾,奉以在橐之资”[5].该寺位于现河北省,从地理位置上看,仍然是在燕云地区,碑中虽然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出参和女性的人数,但是从“萃邑社于千人”一句,可以看出,参和的人数并不在少数,而且在这里是记载了女子参和修建的形式.在另一篇《沈阳无垢精光舍利塔石函记》 记载4名女子,军营巡官张宁故父张延进的妻子杨氏,故昭军左衙康继□的妻子田氏、母亲魏氏,男□□的妻子刘氏.这篇石函记文出土于沈阳,从地区来看是属于辽地,但是根据女子姓氏来看,杨、田、魏、刘,可以推断出文中提到的4名女子都属于汉族.
根据《辽代石刻文编》中所列出的石刻资料,道宗朝时期关于修建经幢、佛寺的碑刻是最多的,共有73篇.《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发现于辽宁阜新,当中共记载女性有186人,根据其中所提到的女子的姓氏姓名,有8个为契丹族的女子,分别是僧家女、僧宝女、佛宝女、千佛女、普贤女、文福女、和尚女、从他女.在碑刻中关于汉家女子的记载都是只提其姓氏,或是将夫家姓氏放在前面,女子姓氏放在后面的称呼方法；而关于该女子的女儿或是未婚少女的称呼,如在上文《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中所写,高氏女小喜、李氏女、王氏女；在这篇石函记中提到的关于汉家女儿的姓名多为某某哥,某某姐,如王氏外女纯哥、李二姐等.佛教在传入契丹族后,很明显的影响到了契丹族人在起名时的习惯,他们以佛号命名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皇室中,辽圣宗小字菩萨奴,其皇后仁德皇后小字菩萨哥,道宗宣懿皇后小字观音女,所以在石函记中所提到的这8位以佛号为姓名的女子是契丹族妇女.《双城县时家寨静居院舍利塔记》中一共提到女子84人,在这84人中,“当察尼行实,尼智云,尼志静,尼智余,潘药师女□”[6],这5个人已经出家为尼,其余的79人为参和修建的人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碑刻中提到了婆娘邑,由于佛教在辽的盛行,信奉佛教的民众们自发组织起来一种修建功德、进行佛事活动的团体,这就是“千人邑”,“千人邑”只是个统称,根据邑社不同的条件和目的又有不同的名称,婆娘邑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个由女子组建而成进行佛事活动的邑社.由此可见,辽代平民阶级的女性对佛教的推崇,专门建立邑社进行活动.《行满寺尼惠照等建陀罗尼经幢记》,该经幢位于北京西山戒壇明王殿门左侧,从题目看得出主持修建这个经幢的是一位出家的女性——尼惠照,一起参和修建的还有悟寂院传大教尼志觉,其余女性并未出家,一共9人.《广宣法师塔幢记》记述了广宣法师的生平,未及成年时就落发为尼,24岁时受具足戒,之后便累计德行,日无闲暇,怎奈因病逝世,塔幢记载“当荼毗之后,彩云横空,实升天之相也”[7],最后还提到广宣法师有门徒3人,分别是金芝女、思乡女、天仙女.位于黑龙江塔子城的《塔子城建塔题名》,一共记载了有20位女性参和建塔,文中提到“女邑长高氏”[8],在其后面提高的也皆为女性,可推断这也是个由女子组建而成的邑社.虽然塔子城位于东北地区,远离燕云地区,但是在这篇石刻中所提到的女性皆为汉族女子,并没有契丹族的女子.《史遵礼造陀罗尼经幢记》《心经题名》两篇石刻并没有修建地址,不能将其定位在具体的地区.前篇是史遵礼为其故去的祖父祖母所建造的经幢,在经幢上有4位女性,分别是史遵礼的祖母李氏、母亲苏氏、妻子王氏,还有一位女子前文中姓名不详男子的妻子孟氏,虽然该经幢并没有直接写明这几位女子是否为佛教徒,但如果并不是信奉佛教也不能将姓名刻到经幢上.《心经题记》前面刻有心经,后面刻的为人名,从修建人的祖父祖母一直到重孙辈,由这些人名可得知,修建该心经的是一家人,其 提到9名女子,且都为汉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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