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科技事业影响,本文关于思想改造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思想改造论文参考文献：
思想改造运动改变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前一方面,近些年来有很多精彩的个案分析,关于后者,还十分缺乏实证的研究.本文拟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间接后果和影响略加探讨.作者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深层次影响,可能超过其他重大的政治运动;探讨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分析和之相关的一些思想理念,对于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中科院思想改造运动概况
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并不是始自思想改造运动,即使不算延安时期和稍后解放区的情况,至少也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展起来的,只是一开始尚未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早在1949年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中国就通过检讨民国时期的科学工作,批判了科学家中的宗派主义和“为科学而科学”等所谓“脱离实际”以及“超政治”的倾向,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而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有关工作,就是在逐步贯彻和执行这一新方针的过程中开展起来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各种政治学习和实践活动,从建院伊始就是中国科学院职工的必修功课.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院的政治学习.新中国初期的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科学院的工作,不少科学家都投身到这些运动之中.思想改造运动,以及穿插在其间的“三反”运动,则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后在全院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波政治运动.
狭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始于1951年秋,但此前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思想改造运动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早在1951年7月和9月, 和人民日报,还就中科院的两起学术文献中的所谓政治性错误进行了公开批评,可视为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预习.1951年秋,思想改造运动率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起来,随即波及全国.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启动于当年11月,至1952年1月转而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主,但思想改造并未中断,而是和“三反”运动一道开展,双管齐下.“三反”结束后,1952年7月中旬至9月初集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9月8日以后,全院思改进入最后阶段,即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讨论各学科工作的总方向和方针任务,修订工作计划.至1952年10月,对全院思想改造运动工作进行了总结,至此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思想改造工作暂告一段落.
过去有些宣传说,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高校相比较为和缓,属于“和风细雨”.然而,如果我们追溯思想改造运动在中科院从发动到结束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其间疾风骤雨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同步进行期间,京、沪等地都出现了不小的偏差.如上海工学实验馆为打击该馆主任周仁而导致其得力助手柳大维夫妇和一名工友自杀后,被上海市委暂时叫停;院部领导检讨期间,吴有训副院长一度准备自杀,等等.
1952年6月,发出“关于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宣传部复示”文件指出：
科学院各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由于科学院党的力量较弱,不如各高等学校有学生群众,故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思想改造运动,已决定一般不用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检讨会形式,由检讨者在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组成的小组会议上做检讨报告,由别人对他提意见,做到认真严肃,本人接受批评即可,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反复检讨,最后在全员性研究人员代表会或大会上检讨,经低头后仍让他们做工作.等其次,检讨批判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到检讨批判学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等在科学院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应强调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7月18日,中科院借辅仁大学礼堂召开“思想改造发动大会”,陈伯达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科学院工作好不好,员要负很大的责任.等员在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在于谦逊地向科学家们学习,帮助科学家们做好工作.”陈伯达借用列宁的观点,论述科学家和工程师“要经过他们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成果,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等我们对老科学家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他在什么时候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断定他们的一切的标准,重要的,是看他在所做的那一门科学工作上,是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工作”.这个看法,解脱了一些科学家的思想包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伯达对党如何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科学家的政治过关问题、新老科学家的关系和矛盾等思想改造运动中比较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科学院工作的方向等重大问题给予了较好的阐述.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的局面,就是在贯彻6月指示和学习陈伯达讲话之后形成的.
尽管科学院的检讨会规模比群众大会小,但仍然属于群众斗争的方式,都指派了检讨人相关单位和学科的代表参加.即使在明确“和风细雨”的政策之后,在思改运动的末期,很多重点人物,包括一些受到照顾的老科学家和单位领导,他们过关的经历都并不轻松.如考古所三位正副所长郑振铎、梁思永和夏鼐都曾提出辞职,吴有训、郑振铎等院所领导在检讨会上都当众泪下.至于全院思改重点人物胡先骕更是经过三轮检讨会才过关,检讨会上下他的师友对他口诛笔伐,使他深感众叛亲离,后来经过安抚才没有出意外.
思想改造运动深受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借鉴了整风运动学习、教育和斗争的一些办法,如交代个人历史,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自不例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个人政治态度、政治历史问题自是审查检讨的重点,但因大多数科学家远离政治,所以科学界思想改造检讨的重点,是和政治无直接关系的其它问题,但这些问题都被打上了政治的标签.这就是通过检讨个人的家庭出身、教育和工作经历,检讨自己的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个人主义问题、宗派问题以及亲美崇美等洋奴思想等问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特点,又各有侧重.尽管指示在检讨批判时要“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如反对脱离实际结果变成轻视理论和理论科学;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变成轻视技术”,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是上纲上线越高越好,除了全面的自我否定,很难有辩解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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