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武和轩在1964年回顾检查中受批判,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父亲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父亲论文参考文献：
我的父亲武和轩,1902年生,曾用名肇煦,山西文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现*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 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参和反对 专制 和对日屈膝投降的活动,曾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后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和 方面参政员多有往来,对 的提案常签名联署,积极支持.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当场指责 的反 行径,当时京、沪各地大小报争相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三 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49年9月,和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 派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民革第二届 委员,历届连任,最后任民革第六届 常务委员会顾问.他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副秘书长.1964年下半年,在民革上海市委“回顾检查”中,父亲曾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直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父亲才恢复了名誉,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病逝于1986年,终年85岁.
一、父亲和其他一些 党派负责人,在这一场鲜为社会所知的、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政治运动”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反复”而受到批判
1957年反 斗争扩大化,一些 人士被错划为 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又给各界人士带来诸多疑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958年7月, 政治局委员彭真在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弛”的方针.自1959年12月起,各 党派、工商联采取 “神仙会”的形式,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鼓励大家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发表意见和建议,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我父亲性格比较直率,他积极响应 的号召,真心帮助党,在“神仙会”及其他会议上想到什么说什么.如他说：“东风压倒西风是趋势,不是现实；是政治上压倒,不是一切方面都压倒.过去是二对一（中、苏对美国）,现在是一对二（中国对美、苏）,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当看到有人打棍子时,他又说：“这样举起棍子乱抡,会影响‘神仙会’精神的贯彻；不能阻碍发扬 ,不能阻碍‘神仙会’,不能有任何鞭丝帽影.”
1962年9月,当国内形势逐步好转时, 在 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在1963年、1964年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 点名批评原 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被当作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 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和缓的一系列建议,被曲解后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则被说成是“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1963年2月中旬, 统战部向 报告了各 党派和全国工商联 会议的情况,认为近一年来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浪中,进步分子坚定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中间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反复,极少数 分子和反动分子幸灾乐祸,乘机进攻,这是195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反复.
1962年10月,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四届九次扩大会议,动员民革党员学习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要求党员认清形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63年3月和12月,先后举行学习交流会和座谈会,联系近几年来党员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如“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 “疑大于信”(对国内形势疑大于信)等, 提高政治觉悟.1964年2月,民革市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对民革党员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推动党员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4年下半年,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回顾检查”,把前几年对当时形势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看法,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进行回顾和检查、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市委委员和有代表性人士52人,各自作自我检查,并相互开展批评.在此基础上,对少数人进行了重点帮助,个别人还受到错误的批判.”②这里所说的“个别人”,主要就是指我父亲武和轩.
在几年前的“神仙会”上,父亲提出“我们能不能来为 开个药方”,他本是出于好意的这句话后受批判,理由是把 当成“病人”,何其恶毒！因此给他戴上“反党”的罪名.当时父亲作为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负责联系民革长宁区委,长宁区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曾反映“学习毛选四卷不能解决二两菜问题”（当时上海每天一人供应二两菜）,父亲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转述了这句话,后来被栽到他头上,说成“ *思想”的罪状.第三桩事情,民革中有人谣传山东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吃“人肉包子”,父亲曾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反映,也被嫁祸到他头上,说是“反社会主义”.就这样父亲被扣上这 “三反”的大帽子.
面对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父亲只能检讨.他那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检讨稿是我 的.当时我正好在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休假回来就代父亲写了稿子,原因一是父亲当时思想想不通,很难下笔；二是父亲口才极好,但笔杆子相对差一点.我写的稿子由父亲在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读.为了求得过关,他的检查将别人揭发的材料全部吃进,但还是通不过,一些和会者要求他谈内心的反动政治思想,并对他进行严厉批判.
其实,我父亲有着对 、过去国民党几十年的深刻认识和对比,所以对 非常崇敬,对 很信任、很拥护,特别是在1957年 接见后,更是如此.那是1957年7月7日晚, 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底楼大厅接见36名上海各界人士. 和我父亲同坐一双人沙发上亲切交谈.我当时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暑假回上海,父亲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 听父亲的北方口音,问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父亲答：是山西文水人. 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 知识之渊博、反应之敏捷、语言之幽默,令父亲和全家人非常感动.那张交谈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里.1976年9月9日听到广播中传来 逝世的消息,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对外出回家的我说了一句：“不得了,天塌下来了！”一个对 、对 有很深感情的 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决不会反党、 *思想、反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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