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墓志铭,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王国维墓志铭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王国维墓志铭论文参考文献：
民国18年（1929年）己巳,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师生为其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40岁的陈寅恪为此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陈寅恪所撰纪念碑文意味隽永、传诵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成家喻户晓的王氏生涯定论.
但王国维的墓志铭,并不是此纪念碑铭；而普通读者则往往将其和纪念碑铭相混淆,经常有将陈氏文句当作王氏墓志铭征引者.我们知道,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立于地表,供后人凭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铭则是和逝者同埋于地下,作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记载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那么,王国维的墓志铭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这还得从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遗留的一道“密折”说起.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最后一份“奏折”,折子上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属于“口述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后来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而作,则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还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了.无论罗氏后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这样一份“奏折”,或许纯属王、罗二人深厚交谊使然,为的只是给已死的王国维捞一个御赐的“谥号”.当年罗振玉递上这份“奏折”之后,谥号“忠憨公”也就特批了下来,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抚恤金,生前清贫窘迫的王国维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着落和名目.
杨钟羲撰文、袁励辈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的王国维墓志铭,也就在此时诞生了.和两年后陈寅恪等学界人士营造的王国维纪念碑不同,前者的撰书者均为王国维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同僚,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氏学术成就,但更着重于其人格和学术的本源——君臣大义.这方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氏为代表的清末遗民心态及这一群体的学术取向,无疑还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墓志原石现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间流传.兹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墓志铭拓片逐一比勘,过录墓志铭文,酌加标点如下：
诰授奉政大夫 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 特谥忠憨王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 赏食三品俸 紫禁城骑马 南书房行走前江南江宁府知府翰林院编修
辽阳杨钟羲撰文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 赏食二品俸 紫禁城骑马 赏穿带素貂褂南书房行走前翰林院侍讲
宛平袁励毕书丹并篆盖
有博学以文,行已有耻之君子日王公静安,以特奏名出身,官南书房翰林,丁卯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天子轸惜贞臣,派贝子溥忻奠缀,赏帑金治丧,予谥忠怒.其年七月十七日诸子遵遗命卜葬于清华园侧,丐钟羲为文以铭其幽.公讳国维,字伯隅,静安其自号,浙江海宁州人.先世籍开封,宋靖康元年,远祖副都总管禀死节太原,谥忠壮.南渡后,遂家海宁.曾王父、王父世有隐德,父乃誉以能书名.公读书通敏,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诗学放翁,词学纳兰容若.辛丑留学日本,丙午入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宣统辛亥,国体骤变,航海居日本,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治声韵训诂,奄有乾嘉诸儒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时,以其学识理董之,故新得之多,为近世学者所未有.甲寅和上虞罗振玉共考释流沙坠简,振玉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其说,所著《释币》及考地理诸作,为嘉兴沈尚书曾植所推挹.丙辰自日本归,为广仓学窘编《学术丛刊》杂志,并遍观乌程蒋氏所藏书,为编序录,撰著乃益富.丁巳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殷周制度论》,能言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近年校勘蒙古史料,于对音尤审,又欲注《蒙古源流考》,研究满洲蒙藏文字,惜未竟其业.癸亥三月,用大学士升允荐,命在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再上封事,请崇德讲学,蒙褒许.甲子十月九日之变,忧愤怀必死之志.明年春,驾幸天津,俞允留京掌清华学校研究院事.不时赴行朝,蒙召对,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呐苦不达.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密书遗嘱藏衣带中,略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代为呈递,遂效止水之节.距生于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昔季路问事鬼神,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死非季路所难,莫难于知之明、处之当.公自以起诸生,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杀身成仁,尽知死之义.公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无所不疑,独不自疑其立说之根据.盖公之学,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由博而返约,由疑而得信,务当于理而止.故心思言论粹然一出于正,一洗时人功利之弊.和人交,初甚落落,久乃愈醇.临财无苟得,不可干以非义.其治学也,缜密谨严,不悖不惑,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故其死不失义,如趋而就几席枕藉之无异,可谓好古多闻而不违行己之耻之君子矣.彼徒以匹夫之谅为名者,安能知其学之本原之所在哉?钟羲避地上海,始识公于沈氏海日楼,读其《题蕺山先生遗像》诗,即心异之.既而同赴召,同被命检景阳宫书籍,过从日密.甲子秋,将有所弹激,已属草矣,以示钟羲,钟羲举胡石庄“人物凋尽,彼此当互相成就”之说为言,乃止不果上,又以见公之服善也.公娶莫氏,继室潘氏.子潜明,先公一年卒,次高明、贞明、纪明、慈明、登明,孙庆端.著有《观堂集林》,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卷、“缀林”二卷,其他遗著不具书.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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