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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上海接收了25万余名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对于处理这些旧公职人员,曾出现过“裁和留”的两难.一方面如把他们全部遣散,将意味着新生上海又将增加一支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若将他们整体接管并给予工作和出路,定会给新生上海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中国 人在综合考量各方因素后,最终抉择将旧公职人员“包下来”,堵住失业源头,避免社会的某种动荡.因此,“包下来”亦赋予了解放初期上海失业治理策新的内涵.
关键词： 解放初期 包下来 上海 失业治理
一、“失业预备军”：解放初期上海接收的旧公职人员概况
上海解放,中国 人面临一个重要任务——接管工作.接管工作即“迅速接收敌人的政权机关及其中公营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不使遭受损失破坏”①.上海的接管工作的展开主要分为四大部门：一是政务系统部门,二是财经系统部门,三是文教系统部门,四是军事系统部门.上述四大系统部门被接管的旧公职人员（以下简称旧人员）有25万余人②.
政务系统部门中的旧人员.政务接管委员会共计接收国民党市府的9个局（民政、 、社会、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工务、地政）、10个处室（秘书、人事、总务、会计、新闻、调查、统计、参事、机要、外事室）暨各种附属机关和委员会等40多个单位,“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为潜伏外”③,上述单位所留员工共计45280人④.
财经系统部门中的旧人员.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垄断了整个旧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则是官僚资本最集中、最主要的活動基地.上海解放后,财经接管委员会采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⑤的办法,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市政府及 政府在上海的银行、工业、财贸、工商、交通企业等411个单位,其中官僚资本工厂就有157家.上述单位供职的旧职员工计有153000余名被接收⑥.
文教系统部门中的旧人员.文教系统接管对象是公立高等、中等学校和教育机构, 研究院、新闻出版机构及官僚资本性质的文化单位⑦.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院校计19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工共2836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521个单位,教职员工8884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单位共有47个,职工有2429人；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⑧.
军事系统部门中的旧人员.军事接管委员会在接管部署上分为训练、政工、后勤、空军、海军五部.军事系统部门被接管的旧人员主要集中在后勤、海军和空军三部.后勤部接管单位共116个,被接管人员总计34697人；空军接收部共接收12个单位,接收的空军人员1220人、民航人员1455人、空军航空工程师40人；海军接收部共接收18个单位和14个仓库,被接管的旧人员共有374人⑨.
这群被接收的旧人员对人民政府将如何处置心存顾虑,大部分人员都表现出了“恐惧”.解放前,国民党对其公职人员是这样描述“ 形象”的：“ 有三头主义——刚来时点点头,住些时摇摇头,最后要杀头”⑩.正基于此,旧人员对 心存恐惧,上海解放 接管后,他们就愈发担心自身的“吃饭问题”乃至于能否保住性命.首先,绝大多数旧人员惧怕失业.我们不妨看一份上海市委在1949年6月10日（入城14天）写给 的报告,报告提及：“市政和各国家机关旧职员,市府四万余,其他伪 机关为数亦不少,估计总数十万,一般情绪不高,怕我们不要他们,生活无着落,采取观望态度.”{11}报告的这段文字,正是反映了被接管旧人员普遍害怕失业的消极心理.在这群旧人员中,“怕失业”的担忧心理“尤以中下级小职员为甚”{12}.1949年12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旧人员的工作计划总结”中有段记述正印证此种情形：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中下层职员（公务员）,他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饭碗,怕新政府不留用,留用是否相信他们.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不敢大胆说话,畏缩不前、好坏不管,常常表示自己家庭如何的苦,不做事就没饭吃,只要给钱他们就什么事都可以干.其次,少数“罪大恶极”的上层人员惧怕惩罚.有显著罪恶特务分子、贪污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关系又曾经做过危害人民事业的人,一般都逃跑了,留下的则对中国 非常惧怕,怕 接收后惩罚他们,所以这群人表现得极为消极甚至趁机破坏、造谣生事,等等{13}.
二、“裁和留”：解放初期上海处理旧公职人员之艰难抉择
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这25万余名的旧公职人员,应如何处理?当时存在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把这些接收的旧人员全部遣散,将意味着新生上海又将增加25万多的“失业大军”,势必会对社会的安宁、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固产生大的冲击和破坏,另一方面若将这群旧人员整体“包下来”并给予工作和出路,那么定会给新生上海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不难发现,两难境地和大部分旧人员的惧怕心理都源于“裁留”.事实上,先于上海解放的大城市中,关于旧人员的“裁留”早已有了可鉴经验.如1948年11月, 在成功接管沈阳后总结出了“沈阳经验”.在处置旧人员的问题上,“沈阳经验”中运用“原订不动”的方法,即“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十万（等于四十斤粮食）,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在避免紊乱和大的波动”{14}.又如1949年1月15日、31日天津和北平相继解放, 在成功接管两城市后亦总结出了“平津经验”.依据这些大城市的成功经验,1949年3月 对处理旧人员的原则作了总指示：“除开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训者外,我们应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员的态度,决不可轻率地把他们开除赶走了事.”{15}
上述可见, 在处理旧人员问题上的主基调是“留用”.那么, 在旧人员的处理办法为何选择采取“留”呢?1949年7月27至8月15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在其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中,给大家算了一笔“裁留账”,从中我们可以管窥 在处理旧人员问题上的深远思考.陈云认为,全部接受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很重.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留用这部分人,虽然在财政上是个负担,但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障,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人力物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另外,即使裁人,也不能全部裁掉,只能裁掉极少数劣迹昭彰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而大部分还要留用.旧政权人员没有跟 集团逃走,说明他们是有正义感的,要区别对待,要理解广大旧人员的心情,要让他们继续留在人民 政权中发挥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他们也是人民的一员了.总之,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由此可见,留用旧人员不致他们失业, 不仅能收获一份盈利丰厚的“经济账”,而且能赢得意义深远的“政治账”、“军事账”和“人情账”.所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明确要求,全部留用旧政权遗留上海的公职人员.这份对上海旧人员不轻议裁员而采取“包下来”的决定,亦得到 和党 的认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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