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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故吾徒得神交焉.玄关大启,德海群泳.时雨既降,春物具美.序于诗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
一
王维有《谒璇上人并序》,载在《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三.璇上人是谁?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三于“璇上人”的笺注引《续高僧传》云：“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这段引文见于《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释元崇,俗姓王氏,等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无忘请益.璇公乃揣骨千里骏足可知,因授深法.等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等遂入终南,经卫藏,至白鹿,上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对照之下,赵氏的注文显然有误,陈铁民已有专文论及之（《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在此不赘.不过,这段注文至少表明：赵氏以为王维所交往的这位璇上人即是释元崇的老师——润州江宁县瓦官寺的璇禅师.陈铁民在汲取赵说的基础上又补充了这位璇禅师所属禅派的一条材料：《景德传灯录》卷四载“嵩山普寂法嗣”,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中有“瓦官寺璇禅师”,二者当为一人.因此之故,陈铁民编此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其《王维年谱》云：“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一）,四十一岁.春,自岭南北归,尝过润州江宁县瓦官寺,谒璇禅师.”（《王维集校注》第四册附录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其判断依据乃《宋高僧传》卷十七《元崇传》及《景德传灯录》卷四“嵩山普寂法嗣”谱系,但现在的问题是,王维此序并未明言己所谒之璇上人即瓦官寺璇禅师,也即是说王维在序中并未说明自己同瓦官寺璇禅师有关系,此其一.王维于开元二十九年春至瓦官寺谒璇禅师没有文献依据,此其二.从“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等句看,此诗序似应作于其早年在洛阳时,而非四十一岁的年龄,此其三.由于以上疑问,就不能不让人重新考虑璇上人的身份及此诗序的系年问题.
二
在中国佛教史上存在着一种常见而不容忽略的现象：僧人同时同名.璇上人亦是如此.在唐开元年间,除了润州江宁县瓦官寺的璇禅师外,还有一位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前一直活动于洛阳的僧人道璇.他的师从背景和驻在地都极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将他和王维序中的璇上人联系起来思考.关于道璇的详情介绍始见日本求法僧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达磨大师付法相承师师血脉谱”中有“大唐大光福寺道璇和上”之传记,今引与本文论述相关者如下：
天平宝字年中,正四位下太宰府大吉备朝臣真备纂云：大唐道璇和上,天平八岁,至自大唐.戒行绝伦,教诱不怠.至天平胜宝三岁,圣朝请为律师,俄而以疾退居比苏山寺.常自言曰：远寻圣人所以成圣者,必由持戒以次渐登.等自余行迹,具载碑文.其前序云：昔三藏菩提达磨,天竺东来至于汉地,传禅法于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神秀,秀传普寂.寂即我律师所事和上也.本在嵩山流传禅法,人众多归,故有敕请入东都,常在华严寺*,故曰华严尊者.（《传教大师全集》第一,比叡山专修院编纂,大正十五年版）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赴唐留学生,曾于717年至752年间两次随遣唐使团入唐学习.此传记乃多引仆射吉备真备所纂道璇行实录及道璇原始碑文材料,它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
一是在唐代有一名为道璇的僧人尝于天平八年（732）,实正当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应日本国之请东渡日本传律.这在中日交流史上乃一引人注意之事件,在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宗性《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师炼《元亨释书》卷一六《力游九》、卷二二《资治表三》等日本佛教史籍及交通史料中得到广泛记载.
二是从其行迹看,道璇乃一禅律结合之僧侣,即所谓“律藏细密、禅法玄深”.
三是道璇在赴日本传律之前,尝从北宗普寂受传禅法及华严教义.关于前者,《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上言及“禅宗”在中土兴起、弘传及东传之历史,说：“五祖弘忍之下有神秀禅师,是北宗始祖.普寂禅师承于神秀,寂禅师下有道璇禅师,日本天平八年丙子来朝,住大安寺,弘所习学禅法、律法.璇公以禅授与同寺行表和尚,行表授之最澄大德.”关于后者,《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记道璇修行“依《华严净行品》”,又《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说：“璇公赍华严宗章疏,始传日本.”师炼《元亨释书》卷十六《道璇传》引道璇告日本大安寺行表比丘语曰：“我师普寂等始在嵩山传唱禅法,道誉闻帝扆,诏入东都居华严禅苑,故世曰华严尊者.我从《华严》得,以付汝.”可见,道璇对日本佛教之禅法及华严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那么道璇在赴日本之前居止何寺呢?《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高僧沙门释道璇传”条对道璇身份介绍说：“释道璇者,唐许洲人也,住河南府福光寺.俗姓卫氏,卫灵公之后也.”按“福光寺”当作“福先寺”,盖传写之误.《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关于道璇的驻在地为福先寺还有以下材料为证,如《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去天平五年癸酉敕兴福寺永叡禅师、大安寺普照大德入唐留学,并请传戒律之僧,先请东都大福先寺道璇大德令向日本,道璇年三十五,天平八年丙子,当唐开元二十四年丙子,随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方来朝矣.”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国］天平五年（733）,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等仍请东都大福［先］寺沙门道璇律师,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向本国去,拟为传戒者.”另有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逸文：“其荣叡从开元二十年来至唐国,初至*大福先寺,见僧道璇,便请具论心事.其僧道璇当即受请,先向日本相待.”综合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得知,这位道璇上人在开元二十四年赴日本传律之前,一直居止在洛阳福先寺.作为律师,道璇是北宗普寂之弟子,尝随普寂习传华严及禅法.在开元二十四年赴东瀛之前极有可能与王维交游往还,我们这样说,决不是故作戏论,而是因为王维在《谒璇上人并序》里无意间向我们透露了一条与道璇佛学修养密切相关的文本内证：“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所谓“身云”,这一事典出于《华严经》及《度诸佛境界智光严经》、《佛华严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卷下、《佛说如来兴显经》卷二、《佛说罗摩伽经》卷下,由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可知,后四经皆为华严本部之眷属经,其中《度诸佛境界智光严经》一卷与《佛华严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等同本异译,《如来兴显经》四卷是《华严经如来性起品》及《十忍品》的异译,《罗摩伽经》三卷则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异译,这就向我们昭示：“身云”这一事典乃华严本部及眷属经所专有的一个佛学概念.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为揭示作者所祖述的本始出处,皆于注文引华严本部以释“身云”,可谓颇具识见.因为无论是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六十卷本还是大唐武后朝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卷本《华严经》,都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为风行.至于“身云”要义,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卷五一《如来出现品》云：“如来应正等觉无上法王亦复如是,欲以正法教化众生,先布身云,弥覆法界,随其乐欲,为现不同.所谓：或为众生现生身云,或为众生现化身云,或为众生现力持身云,或为众生现色身云,或为众生现相好身云,或为众生现福德身云,或为众生现智慧身云,或为众生现诸力不可坏身云,或为众生现无畏身云,或为众生现法界身云.等如来以如是等无量身云,普覆十方一切世界.”相类的“身云”用例在《华严经》中随处可见,恐烦不述,其要旨都在强调菩萨为满足众生的各种需求,能在世间示现无量化身而教化之.在此,所谓“方将见身云”句实在是盛称璇上人具足不可思议的教化之力,远非《庄子·应帝王》中之壸子所能比拟.笔者认为,这一事典的引用是经过作者措思经营的,因为它用于称赞一位精通《华严经》的法匠极为切合,现在看来,这一人选只有东都大福先寺的律师道璇堪足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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