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辈子是中国人,本文关于辈子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辈子论文参考文献：
我发现了自己与中国之间“缘分”
多年来,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常常说我：“你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他们大概是指我思考与行为模式,以及我对中文的掌控能力.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自己对此倒是从未多想过.
我构思这篇文章时,才意识到我在大学本科四年级以前,其实从未接触过中国,也从未对任何中国的东西感兴趣.直到研究生时代,我才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与中国人来往.
在大学生涯的后期,我开始在智识上对中国文化感到着迷,因为它的性格实在太特殊了.我大学时期就读的小型学院根本没有任何有关非西方的课程.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决定毕业后要就读历史研究所,但当时并未决定具体专业.真是无巧不成书.在申请就读之前的那个夏天,我竭尽全力找到了关于中国、日本、印度、非洲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历史读物.其中,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对她产生了格外的兴趣.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显现得与众不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我最初对中国历史研究感兴趣,就是想找出中华文明如此独特的原因.
然而,当我进入研究所学习中文、结交到一些中国朋友后,发生了始料未及又神秘莫名的转变.我发现自己似乎对中国的文化、语言与民众开始产生情感上的密切联系,既直接又深刻. 换句话说,我似乎发现了自己与中国之间的“缘分”.缘分的概念源自于佛教,意义有些模糊但却十分重要,很多中国人相信世间的关系都带着几许宿命的成份.我对中国的事物突然如此“投入”,除了缘份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或许我上辈子真的是中国人.又或许,我这意大利人与中国之间具有某种密切联系,就像我的前辈马可·波罗或利玛窦那样.因为虽说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其实我的双亲都是移民到宾州的意大利人.
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于我“几无隔阂”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观察到西方与中国的思想往往截然相反.例如,我注意到在中国的思想中,因时制宜与人我关系极度重要,相反的,西方哲学却强调绝对不变的原则与个体的独立.这种特性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墨家除外）.中国人不会在全然独立存在的“真空环境”中考虑事情,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矛盾.所有的事情,都被置于与其他事情的关系中加以考虑.但以上尚在我智识学习的范围内.
另一件我感知到的差异是,中国古代经典将遍布寰宇之内的和谐视为最高价值,视宇宙为一巨大、和谐的整体.这与我在美国之习见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美国,和谐的价值总是不如紧绷的张力与抗争奋斗,宇宙本身即是毫无关系的绝对实体之间的角力场所,例如善与恶、人性与神性、神圣与非神圣等等.
其后,当我1969年第一次前往中国,立即深深感受到,上述的基本趋向就算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我刚到时常常问路.每当我问一个地方的位置,回应我的人总是告诉我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的相对位置关系,从没有人只讲“地址”或几街几号,而美国人回答问路却通常是这样.在日常生活对话中,每件事情也都是透过事情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叙述、分析与讨论.
事后回想起来,令我惊讶的是自己当时竟如此“自然而然”又自动自发地理解并接受了中国的思考之“道”与其价值.我对这种深刻的密切关系感的自觉日增,与我许多美国同学的经验相反,我一下子就对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感到很自在.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似乎对我而言“几无隔阂”.
当我结识更多人,我持续出现一见如故的感觉.例如,当我第一次到台湾,短短一周之内我就结交了好几位一直保持联络直到他们去世的朋友,而我在美国只有跟非常少的朋友保持这么长久的友谊.我与这些中国朋友的关系如此自在,彷佛他们是我的血亲一般.
1972年我开始与中国大陆的人们有所接触,当美国与中国重新展开直接往来的时候,我就受命随行接待过第一波赴美参访的几个中国官方访问团.第一个是医学访问团,团长是著名的吴蔚然医师,副团长是傅一诚医师,他是中华医学会的秘书长,曾在延安担任过内科医师.我记得很清楚,团中的徐家裕医师就读过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英语非常流利.他亲切地帮助我口译医学技术方面的简报,使我免于丢脸出丑.访问团的行程大约是一个月,期间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很深的交情.这又是个一见如故的例子.或许正因如此,当美国国家科学院（我的“官方”雇主）询问我愿不愿意陪同第二个来访的科学访问团,我立即答应,而我再次与第二个访问团一拍即合.
由于从未受过口译的训练,我当时很容易失言出丑.最糟的一次是在首都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Blair House）许多重要人物出席的晚宴上,当一位美国人致词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由于我当时习惯了台湾方面的讲法,顺口就说出了“中华民国”.虽然我立刻做了修正,却已经太迟了.但没有一位访问团的成员责备我的错误,这次严重的失言出丑丝毫未影响我与代表团成员的关系.
我的另一次口译失误则比较可笑.当我们到达波士顿时,一天晚上所有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教员都受邀出席一接待会.席间第一位致词的是保罗·达利·怀特医师（Dr. Paul Dudley White）,著名的心脏科权威,他前一年的夏天才刚访问过中国.他当时已84岁了,但精神仍然十分抖擞.我当时已随团旅行了十天,开始习惯用“爱人”而非“太太”去称呼某人的妻子.当我将怀特医师的发言口译成“去年我和我的爱人一起访问中国的时候”,全场的中国听众突然爆发出一阵难以自抑的笑声,令怀特医师警觉到事情不对.原来对1949年以前就到海外的中国人来说,“爱人”的意思是“情人”,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位老医师有一位“爱人”就忍不住笑了.再一次,访问团的成员们不但原谅了我的失误,似乎还因此拉近了我与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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