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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蒋星煜这样96岁高龄,又出了九大部文集的老人,无论如何是足以使人羡慕的.算起来我比蒋先生要小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我就曾以有蒋星煜这样的老师而自豪.
当年上海就有一家专门关注戏剧的刊物,叫《上海戏剧》.这家编辑部有个群体,都是戏剧人.当时我在儿艺学馆学习表演,但喜欢戏剧评论,给《文汇报》写了篇关于日本音乐剧的剧评,后来又写了篇评《杜鹃山》的稿子,《上海戏剧》编辑周牧先生就来找我,见到我就说你那么年轻,日后应该多写些文章.当时儿艺已经成立剧目室.一次,蒋星煜来了解剧院的情况,他谈了十多分钟就起身告辞,说还要跑几个单位,怕时间来不及,就匆匆走了.
事后,我稍有疑惑,一些平常的事情,一般的工作人员尽可以解决,何必要惊动蒋先生呢?后来,一位老先生稍稍告诉我： 他曾是“社”的名记者.但是,也许是我不懂“名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是三天二头往编辑部跑.
儿艺离开剧协很近,从戏剧学院穿过去,五分钟即可到达.那时何慢与龚义江两位青年评论家合写了盖叫天的《粉墨春秋》,在文艺界有影响,当然后来也难逃厄运.蒋先生自然也在工作,不过他不大说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可以找一位叫夏写时的,向他借书看.我到阅览室,没发现有人,这里堆满了书,听见有动静,立刻有个青年出来,他戴了副眼镜,一顶压发帽,几乎压住了大半个脸庞,很客气,很快将书交到我手里.过了许多年,这位“”成了研究文史的教授,也写做到一手好文章.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对蒋先生的作品有了一点了解,虽然不能完全看懂,至少是积累了知识,也知道他23岁就写出《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我曾跟他说起这部书,但他一声不响.
上世纪6 0年代,有些人大概有些狂热,儿童剧就有过一天演出三场甚至四场的纪录,人们似乎始终生活在兴奋当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莫名的不安.最要命的是没什么好吃的,只有那些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吃到一顿比较像样的饭菜.蒋星煜有位朋友叫蓝瑛,他比蒋先生小几岁,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浙江人,同蒋先生一样也操一口方言官话.他们早年认识,似乎友谊很深.蓝瑛有一张卡,凭卡可以到文艺会堂吃顿有肉的饭.有时蒋先生就应蓝瑛之邀一同前往.吃饭时,蓝瑛常对这位老友说：“你吃呀,多吃一点.”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听说之后,总有点异感,一位专家连肉也吃不上,还要搞戏,要写剧本,而且还是拼了命地在搞.
表面上的平静终于被持续的灾祸打破.曾经说过武训“为人民服务”,又因“海瑞”问题遭到无休止迫害的老人,其恶劣的处境可想而知.
然而,蒋先生没有沉沦.黑色的“旋风”固然使这样的文人难以招架,但对于学术的执著使他的生命迸发出特殊的光华.尤其是,蒋先生固有的风趣,经由岁月的发酵,更成了难做到的幽默和冷嘲.幽默不容易,我最怕别人讲“来个幽默”,结果大半是失望.
我认识一位老资格的编辑家叫江俊绪,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与蒋星煜同过事,这位老先生极其幽默,听他发言,实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文化局召开一个戏曲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农民起义的问题,并有些争论,蒋先生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像一只转盘,会重复地旋转,今天转过来,明天又转过去.蒋先生说：“这当然是我的看法,我不能代表人民,因为我不是人民代表.”当即引发起笑声,现场的丁是娥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蒋先生说的“不能代表”显做到风趣,当时她大笑不止.
蒋先生引别人发笑,自已却常常不笑,回忆蒋星煜的嬉笑怒骂,我实在记不起他在什么时候自己笑过,只有一次,同张瑞芳一起吃饭,老张客气,给蒋先生夹菜,他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同时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席间,大家闲聊,说几年前,一位编剧去世,而在前一天,这位编剧做了一个梦,梦中委托某演员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位演员好像有点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旋即,蒋语速放慢,一字一顿地说：“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位演员.”顿时大家发出一阵哄笑,连张瑞芳也乐了起来.
蒋星煜的机智,大约是天生的.他反应快,条理清楚,一般来说稍作思考,就能将脉络理清.他注重学术研究,也不时写些随笔、杂文、散文,可以说上海各种类型的剧种,他都涉猎过.
十多年前,写过《马兰花》的仼德耀和儿童剧导演孟远相继去世,蒋先生感到很伤心,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了不少往事,还问了我一些情况,说是准备写篇纪念文章.我曾在洛杉矶呆过一段时间,除了戏剧以外,间或也写些散文.蒋先生对我说,其实多种文体,有机会都可以偿试.在朱以中兄的帮助下,我在十年前出了《双城随笔》,蒋星煜为我作了序.蒋先生如今已仙去.我想老人家一生艰难但做人清白；他将是永远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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