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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近40年的经济改革史,不妨分为两条脉络,一条是农业,一条是工业.前者肇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到户”,而后者以江苏无锡堰桥乡的“一包三改”为标志.
“承包到户”第一次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数千年“吃饭”问题,所以它太受关注.但实际上,工业领域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事关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
在工业（也包括商业）领域,好的生产关系可以发掘出这个民族的企业家才干和工匠精神,顺应大国市场变迁,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最终让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们依然处在这样的探索中.
在近代,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之地.改革开放,无锡的经济体制创新同样走在全国前列,从“一包三改”开始,“苏南模式”的奇迹无疑成为了改革开放战略正确性最有力的事实论据.
在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无锡GDP迈入“万亿俱乐部”,并成功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是因为处理好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既得益于无锡的40年积淀出来的改革基因,更得益于无锡近年的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
今天的无锡,探索从未停歇.
乡镇企业的“小岗村”
好的制度改革,一定从对人的才智和责任心的激励开始.
1982年,是安徽小岗村实行承包到户的第三年,中国农村正在逐步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各地速度有快有慢.
这一年,无锡堰桥乡（现为堰桥街道）的一场罕见的秋雨,让马上就要丰收的稻谷浸泡在水中,由于“集体主义”的原因,农民缺乏抢收积极性.于是,乡党委决定马上在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抢收水稻.结果,快速分田到户的18个大队抢收完毕,而分田到户速度最慢的一个大队,很多粮食都烂在田里了.
这件事,启发了乡党委：在堰桥这个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小地方,不少乡镇企业长期经营困难,那么“承包”能否也运用到企业,改善经营呢?
当时,难题是农村承包到户已有文件,但乡镇企业的承包在全国都还没有先例,、省里也没任何文件.怎么办?“不能再拖,我们先试.”70多岁的高锦度当年任无锡堰桥工业公司经理,以及分管企业的副乡长.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起当年的“闯劲”,他充满自豪感.
乡有个服装厂, 3年连续亏损5.7万元.按道理,周边市场服装奇缺,但工厂就是不能盈利,换了3位厂长,一点都没有起色.于是,当年11月,乡党委拿出了承包方案：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谁愿意承包,谁就当厂长.
高锦度说,当时低估了大家的积极性.三名裁缝师傅竞相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最后全厂职工,选出厂长.新厂长也很有办法,上任后立即实行了“定额计件制”,工人和生产小组谁超额完成,立刻有奖.
仅1984、1985两年,全国各地来无锡县和堰桥参观学习“一包三改”的就有20万人.
结果,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一个月时间,服装厂竟然“奇迹般”扭亏为盈,首次盈利近500元,职工工资也增至50多元,皆大欢喜.
服装厂试点成功,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也增强了乡党委的改革信心.次年即1983年2月,乡党委正式宣布将在全乡乡镇企业推行以“一包三改”改革.
“一包”就是实行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经济承包制,承包者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超额完成承包指标后,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有特殊贡献的可高于一倍以上.
“三改”则是改企业干部由乡党委的“任免制”为“聘用制”,经营有方者连聘连任,完不成承包合同一律免职；改工人由“录用制”为“合同制”,没有了“铁饭碗”,对表现不好、教育无效者,厂长有权将其辞退；改干部工人的“基本工资”为“浮动工资”,多劳多得,废除“大锅饭”.
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来说,“一包三改”是对症下药,“疗效”立竿见影.短短一年间,全乡亏本企业基本全部扭亏为盈,与1982年相比,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4%.1984年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对堰桥在乡镇企业领域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肯定.
“用好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高锦度对《南風窗》记者回忆,仅1984、1985两年,全国各地来无锡县和堰桥参观学习“一包三改”的就有20万人.于是,“一包三改”在无锡推广之后,又迅速在全国推开.因此,堰桥也被称为是中国乡镇企业领域的“小岗村”.
市场基因与改革护航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短缺年代”.日用产品、小型机电设备等极度短缺,这一时期,民间基本上是办厂就不愁销路.
通过“一包三改”以及各种后续的工厂管理、激励制度的改革,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就了“苏南模式”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南的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无锡惠山区前洲乡（现为前洲街道）是“苏南模式”的一个“明星乡”.1984年,全乡的乡、村两级工业产值达1.52亿元,在全国名列第一.冯有责是前洲乡当年的统计员,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清晰记得,“当时全国共有5.8万个乡镇,我们名列前茅.”冯有责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侄子,退休前任前洲镇人大主席,目前任无锡冯其庸学术馆馆长.
前洲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除了快速运用“一包三改”等本土经验之外,还在于当地的“市场基因”一直都没有中断.在20世纪70年代,前洲已有50多家工厂,每年产值达到150多万元.当时政策是“以工补农”,发展乡镇企业是为了农业,即从企业的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用于本地区发展农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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