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艺术史上作者著作权意识自觉,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文学艺术史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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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希腊时代,作品已经作为私有财产用于商品交换.古罗马的讽刺诗人马歇尔则创造了“剽窃”一词.经历了中世纪的神学压抑以后,文艺复兴的自然艺术强调作者的创造天赋.面对十六十七世纪的出版审查制度,弥尔顿等作家呼吁出版自由,笛福则借用文学上的“亲子比喻”倡导版权立法.《安妮法》诞生以后,蒲柏积极应用它保护自己的权利,爱德华·扬则进一步讨论了作品独创性的意义.19世纪,博马舍、巴尔扎克、雨果和狄更斯等人为促进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和国际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剽窃；创造天赋；出版自由；亲子比喻；独创性
中图分类号：DF09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
现代著作权法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这类精神成果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此语境下,作为作品创造者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居于被法律保护的中心位置,是权利的源泉和依归.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对资本集中的需求和作品传播对媒介技术的依赖使得作者在实现作品经济价值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附于各种商人集团,但历史上天资聪颖、直觉敏锐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有意或无意的观念或实践对于经典的“作者本位”的著作权法规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仍然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本文考察内容的旨趣所在.
一、作品私有与反对剽窃早在西方文学发源的古希腊时代,以诗文为生,将自己创作的作品作为私有财产并用于商品交换的现象就已经出现.诗人西蒙尼迪斯（Simonides,556–468 B.C.）坚信“诗歌是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的艺术”,并被后世认为是第一个就其诗歌要求付费的人.与西蒙尼迪斯同时代的作家平达（Pindar）也从其政论作品中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报酬.自公元前6世纪以后,诗人主张自己是特定作品的作者和艺术家在其画作或插图上署名已经成为并不罕见的做法[1].由此可见,在古希腊的文化世界里,许多作者已经将作品视为个人文学艺术成就和所有权对象的混合体,反对他人冒用自己的创造成果并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财产收益.
延续了希腊传统的罗马文学和艺术创作进一步反映了上述作品私有朴素观念的影响.根据罗马文学界的习惯,一部作品初稿完成之后,作者通常会在自己较为亲密的朋友圈中私下传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对文本修改达到满意的结果以后才会向整个社会公开.在作者本人同意之前外泄或公开其作品文本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甚至会因为该被动公开的作品之表达不完全符合作者的真实意思而构成对作者的名誉损害,甚至是侮辱.因此,诗人奥索尼尔斯（Ausonius）才会对西玛初斯（Symmachus）在传送其一篇诗作时未能保密而感到恼怒；西塞罗（Cicero）则向阿提库斯（Atticus）抱怨巴尔布斯（Balbus）在自己未决定发表《论界限》（De Finibus）这部作品之前从阿提库斯那里复制了该著作.[2]罗马时代,作者这种对于作品文本何时公开以及公开何种形式文本的控制与今天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权十分近似,在书籍所有的基础上抽象和演绎出“精神所有”的观念,对于近现代著作权制度的建构意义重大.在古罗马社会,作品经作者决定或同意后从私人朋友圈扩展至全社会的传播仍然主要是非商业性的流通,旨在使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建立声誉并作为其后依附权贵的资本,而多数作者通常无足够的财力大量复制和传播自己的作品,因此一种文学赞助创作与书商付费出版相结合的作品流通体系逐渐形成.例如诗人贺拉斯（Horatius）和维吉尔（Vergilius）就都曾受富商盖·麦克纳斯（G.Maecnas）的慷慨资助,而罗马出版商索西乌斯（Sosius）兄弟则从贺拉斯的诗作出版中获得了巨额利润[3].接受富人赞助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往往要承担一定的相应义务,包括参加赞助人的宗教仪式、家庭庆祝和官方活动并进行应景创作等等,这让许多罗马帝国的作家感到烦恼[4],同时也使他们更加珍视纯粹从自身兴趣出发而完成的体现其个性和才华的作品.
在作品商品化、创作个性化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日渐繁荣、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背景下,罗马作家开始表达他们对抄袭和盗用自己作品现象的担忧,其显著代表者为讽刺诗人马歇尔（Martial,45-104 A.D.）.马歇尔在其诗歌中写道：“盛名如你,费丹提努斯（Fidentinus）,向公众默写我的书籍仿佛它们都是你的.如果你愿意将它们称作是我的,我愿意免费将这些诗歌发送给你；如果你想要它们被称作属于你,买下它,那么它们将不再是我的.”[5]马歇尔因此将费丹提努斯比作他所能想到的最卑劣的人——偷盗奴隶或者小孩者,即剽窃者（plagiario）.马歇尔的上述诗句体现了对其作品之声誉拓展和物质交换双重价值的关注,而他对剽窃行为的界定则提出了一种尖锐的反思：如果诗歌可以被盗窃,那么它是一件物品还是一首歌曲?物品可以在市场上量化其经济价值,而歌曲则从观众的审美认可中彰显其价值.与当时其他诗人将这种价值彰显理解为作家对赞助者的友情馈赠而非雇佣报酬不同,马歇尔将诗歌商品化,突破了罗马文学中关于赞助创作的“礼物经济”这一基本理念[6],使得人们集中从图书贸易关系中考察作品财产权利的保护,进而创设著作权的概念成为可能.马歇尔讽刺费丹提努斯剽窃的诗作可称之为“费丹提努斯系列”,共有六首.其中的一首意味深长,马歇尔强调一篇新作品的风格和品质足以证明它们出自自己之手,并可免遭费丹提努斯的剽窃.其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充满讽刺意味的强化内容使读者可以分辨它与自己以往诗作的差异,并暗示费丹提努斯的拙劣模仿难以成功[7].显而易见,马歇尔在其诗歌中不经意地表述了作品的“独创性”这一核心概念,并从审美和道德的意义上指出独创性可以使公众确认作品的真实作者,从而对剽窃者嗤之以鼻.此外,马歇尔创造的“剽窃”一词被文学界认可和继受,并于1621年由大主教理查德·蒙塔固（Richard Montagu）首次在英语中使用[8],其内涵也逐渐丰富和完善,成为现代著作权法所禁止的典型侵权行为.
二、自然艺术与创造天赋自中世纪开始,西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生活都处在神学的笼罩之下,一切知识和学术皆沦为神学的奴婢,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也不例外.为了表现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主题,抄袭或剽窃《圣经》以及其他经典宗教著作中的内容一度甚为风行；与之相对的情形是,为了迅速传播自己的作品而假称其由宗教权威人物或公认的贤明智者创作完成[9].基督教对文学创作的个性压抑直到代表新兴社会阶层的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等兴起时才稍有改观,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继承自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人本主义思想[10].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掀起了一股探究自然、题材多样、特点鲜明和风格迥异的创作潮流,尽显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力和完美性.在这股潮流中,根据赞助人要求而进行的应景创作因被认为有辱艺术家的职业尊严而急剧减少,艺术家们越来越坚持在孤独中创作[11].这就呼唤能够更好容忍和接受走向独立化之艺术家阶层的社会机制,从威尼斯诞生的特权制度暂时满足了这种需要,在应用该制度的过程中,部分作家和艺术家开始意识到作品中所蕴含的创造天赋和努力,并因此主张自己对作品的抽象权利.14世纪末,艺术家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卡帕乔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刻到了皮萨内洛的奖章上[11].1504年,意大利画家贝尼代托·鲍登（Benedetto Bordon）在威尼斯就一系列木刻画所获得的特权特别指出：作者“采用了原创设想印出绘画并将它们刻入木板之中”.1506年,德国伟大的版画家丢勒（Durer）出访威尼斯,主要目的是试图阻止马尔坎托·莱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销售以自己的“圣母一生”系列木刻画为基础的铜版画,尽管当时从其他艺术家的构图中借取组成部分仍是惯常的实践.1514年,油画家达·布莱克萨（da Porexa）获得了与以往特权模式有细微差异的新特权,因为其特权申请针对“复制者”或“盗版者”提出,在其中强调了自己为完成杰作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成本,指出了作品的美感和价值,认为自己值得拥有该荣誉以及获得物质补偿,而任何他人未经允许的印制则有违公平权利.1566年,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Titian）明确以自己对于画作《失乐园》和其他“创造物”的“首个作者权”为基础提出印刷特权申请.在该申请中,提香指出,“对艺术研究甚少,企图不劳而获和追求物欲之人,不能以使印刷品变坏的方式损害首个作者的声誉,利用他人努力的成果,以及以价值极低的假冒印刷品欺骗公众.”在提香所处的时代,“创造天赋”概念已经广为应用,为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的问世作了极好铺垫[12].
结论：适合文学艺术史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纵观文学艺术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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