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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情非得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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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非得已论文参考文献:

情非得已论文参考文献

日本“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的教育设置,今日借《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与《法政速成科纪事》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考其源流,为时不过五载,前后受教约莫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然则因缘际会,生聚作息,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亦非其所能预料.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故而,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

法制史学 厥功至伟

如两位前辈学者杨一凡和李贵连先生所言,历史研究的要义不仅在于保存人类记忆,陶冶历史意识,涵养鉴往知来的判断力与慎终追远的健全理智,从而慎重当下、尊重人生,对亿兆苍生,其生计,其悲欣,多所体贴与同情;而且,在于经此作业,砥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漫漫进程这一光明心态,于丰盈人性中造福人生.从而,历史和历史研究,既是在为人世奠基,更是在为人生立法.

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养之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其于一般学术研究和学人,无论是个人的学养意识,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义,先于一切知识和理念形态.如果说华夏邦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于历史脉络中含蕴温情与敬意的生存论,则史家与史义,构成了我民族与文明之魂灵也.

远观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制度建设论,则最直接而实用者,为各种部门法知识.在此层面,其之贡献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是,一整套法律体系不仅架设于具体部门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时,还含蕴着特定价值理念,导源于特定的思想体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正是在此,部门法学概为一种知识体系,本身学术含量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难以提供此种思想理念.同时,就百年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舶来意义上移植的法学知识体系,一时间不遑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更新创造,只能照搬,力争吸收,因此,它只具有制度建设意义和知识传播意义,而无思想建设意义,也不可能有多少学术与思想创新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何置身中国法律文明语境,百多年里,包括晚近三十多年来,具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的,多半是法治史研究,以及少量的比较法治、比较法律哲学以及法理学意义上的著述.我这样说,可能部门法学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这是事实,真心感受,不得不说.不过,纵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史料整理.早年张伟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档案资料,稍后杨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国法律古籍珍稀资料,以及李贵连教授师徒整理的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这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等,足以撑得起这几十年大中华地区关于法律文明建设的史料要求,厥功至伟.

是的,百多年来,汉语学术以历史研究,包括中国法制史研究,厥功至伟.遭临危急存亡之秋,以唤醒历史意识和文明自觉为职志,而对中国历史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概予梳理,而展现出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的,概莫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就中国文明之经磨历劫、贞下起元而言,历史学家厥功至伟.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汉语学术,真正因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而存留至今,并将成为中国文明一步一个脚印之基础者,恐怕也以史学最为显著.

实际上,比较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法律学术,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价值,同时还具有思想价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这就是为何今天我们翻阅蔡枢衡先生的著述,其有关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的部门法论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学术史样本的资料意义上,享有史料价值,但却不再具有知识价值,更无思想价值.毋宁,蔡先生有关中西交汇之际,清末变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哲学论述,依然并且仍将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一条不仅是学科分际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分工所担负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识担当这一固有本性使然.

法学院的学徒,无论天资如何,其以理论思考为职志,却无法律史修养和历史意识,则落于不着边际,所谓“空头理论”,便在所难免.说是“空头理论”,其实难言理论.想一想吧,既无形上支撑,亦无爬梳资料功夫以资说明,更无内在理路,特别是问题意识阙如,不过东拉西扯,怎会有所谓理论呢?!而理论和理论性思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之需,为汉语法学所缺.再说,即便奠立于某种形上学理之上,但就法学而言,不能通过历史之眼检验,也只是沙上筑塔,一击隳矣.所以,百多年来,华夏法意积劳积慧,虽说历经五代,第六代法学共同体亦且浮出水面,但于法哲学方面尚无特别卓越之体系性原创贡献,此为原因之一.

想当年,遭临“东西文化冲突”与古今之变,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部历史法学的奠基之作中,就曾喟言,对于法学家来说,有两种最为主要的禀赋,也是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一是历史意识,一是政治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历史素养以及历史方法,概为基于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养的文明自觉,一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判断力,落实于法学,表现为关于法的历史品性的法学认识;一种表现为历史理性的法律理性.毕竟,如笔者曾所论述,历史意识是人类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种普遍人性,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甚至于是唯一的人性.

所谓“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感”与“系统眼光”,其实讲的是关于文明自觉与家国天下,特别是对于它们一体关联之内在逻辑的切身体认和清醒意识.经此理论武装,用萨维尼的原话来说,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在一个国族范围内前瞻未来中评估时代的能力”.凡此两端,非古非今,恒古恒今,对于一切法学从业者,包括今天的中国法学家,永具警示意义.

我个人的学习研究也可以为此作证,相信在座列位均有同感.这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千头万绪,不外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历史进程.不管身役教书匠,还是心雄万夫的先贤志士搬弄大经大法,均绕此打转.所谓“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所奋斗,不外乎此.其间,“双元革命”,即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建设“国家-政治立国”,堪为重中之重,颠覆不破.所谓“现代秩序”,实际上,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它们二元一体,并立,造成现代秩序,蔚为晚近三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换言之,通俗所谓建设“立宪、人民共和”的新中国,其义理结构,概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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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效,三字敲定惩戒教育
近几年来,因教育惩戒而屡屡出现的师生冲突挑战传统的师生关系,引起了我们对“教育惩戒”的拷问:这种教育方式要不要?在我国的殷商甲骨文中,“教”字。

问世间情是何物,在武侠世界中叫人生死相许
夜读金庸,仿佛是少年时必不可少的经历,躲躲藏藏地拿一本书,手电筒照亮一行行的字,展开的不是小说,是我们没有机会经历的如梦似幻。武侠小说曾和言情。

因情生梦,为爱而生
摘 要:“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中国式的大团圆故事,但是细细推敲,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种种悲剧意蕴以及作者汤显祖对生命的叩寻,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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