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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1年初版本最早将伤痕小说纳入文学史.身处历史现场的优势让著史者对文本中细微的差距极为敏感,他们很快根据作品中人物在思想情感上表现出的微妙不同,为新时期初的文学创作划分出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等不同类型.但随着主客体间距的拉大,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内在的相似性远大于彼此的差异,洪子诚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由“‘ ’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构成的作品“统称为有关‘ ’的伤痕文学”①.这一概念被其后的研究者广泛接受,本文所说的“伤痕文学”也沿用于此.
新世纪以来,借助于文化研究,“伤痕文学”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峰.在“叙事的意识形态”的视角下,学人发现了文本中知识分子受难者“双重身份”和“内部重续”的话语策略.比如程光炜就准确地抓住了钟亦成的“伤痕”所指背后“呈现出和历史‘共谋’时所彰显的叙述的逻辑”②.进而指出“伤痕”叙事是如何被转化为“遵奉党和人民之命”③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主流权力话语又如何利用对特定受难者伤痕和当下原宥姿态的展示,宣布自身和“ ”意识形态的断裂关系,以及和“十七年”革命意识形态的直接联系,从而证明其话语资源的历史合法性.
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极富创见,可称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在现有的研究理论视域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被遮蔽.文化研究的确能有效地进入文本和历史的缝隙,但研究者在揭示“伤痕”和主流话语的“共谋”时又迅速将之本质化和一体化为压抑/妥协模式,忽略了重构新时期文学话语时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其次,就其成果来看,研究者显然将20世纪80年 解成一个文化事件而非文学史事实,这暗示了研究者想象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基准,也导致学人往往以外部体制和政治文化研究取代内部形象分析.如此一来,“重返”便忽略了对文学自身内涵的细致把握,而是转向了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缺失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并不是说后者不能讨论,但如果脱离了人物形象的细节性解读,那么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就会偏向文化史、思想史的书写,从而和“重写文学史”的初衷和要求都形成了错位.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关于伤痕的想象再次“问题化”,充分地考察历史转型过程中诸多话语主体的矛盾和统一,重新确认其文学史位置.因其所具有的自我身份指认和主体建构功能,对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的书写构成了“伤痕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④.限于篇幅,下文选择重点讨论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中被普遍忽略的两类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揭示叙事者如何通过形象的“不在场”建构另一种叙述“异质”伤痕的话语范型.
一、“伤痕文学”中“有机知识分子”
编码及其悖论
表面上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伤痕文学”文本.罗群作为当代文学中“第一个错划为 而又恪守革命信念的人物形象”,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写成了有极强现实意义的学术论著.吴遥作为反面形象,则被描述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奸佞小人”.正是这两个颇具正/反道德化色彩的形象组成了文本叙述知识分子伤痕的合法性凭证,也因此构筑了研究者解读小说的政治化阐释模式——罗群的社会主义信仰使其伤痕能被顺利转述为革命者对正确意识形态立场的坚持.此时罗群所受折磨、打击和迫害越深重,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就更具有坚持“正确路线”的政治意义；而吴遥这个“思想僵化、顽固抵制党的路线的干部典型”⑤则从另一个侧面配合意识形态的话语改装机制,将“ ”的苦难和由此造成的伤痕归咎于历史中“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从而反证了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及其话语资源的合法性.
但从叙事结构上看,《天云山传奇》其实是一个架构在爱情主题上的革命文本.事实上,作为常见的故事情节或叙事主题,“爱情”在大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形象的“伤痕文学”中都有表现,并服务于知识分子“伤痕”的叙述,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逻辑同步.同样,罗群和冯晴岚的结合自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 吸引,而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既是对苦难的抗争和 政治的控诉,又象征着对知识分子理性和理想的保护.因此,他们的婚姻和“ ”和“情感”毫无关联,作家不但极少表现两人之间的私人性互动,还不断用革命话语“合情合理”地过滤了爱情生活中大部分的个人 表达,由此生产出的也就必然是某种类似“十七年英雄人物”的形象符码.保证了爱情革命性和纯洁性的同时,也就保证了革命历史主体的正义性和纯洁性.
然而,小说中另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宋薇似乎被很多研究者遗忘了.说她特殊,主要是因为这一形象很难被纳入现有的谱系.葛兰西曾在《狱中札记》里将进入“组织”,并主动参和社会价值体系生产和改造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组织的正常运转和权力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其本人也被组织充分地吸纳和结构化⑥.宋薇正属于此行列.而作为“组织内”未被要求接受改造、且于“ ”政治运动中少数获得实际利益的知识分子,她还在某种程度上参和制造了罗群和冯晴岚的生存困境.但鲁彦周却没有二元对立的将之处理为反面形象：第一,他没有将宋薇作为吴遥式的权力狂加以批判,而是着意描写她坠为丈夫政治 附属品的悲哀境地；第二,鲁彦周本可以借她和罗群之间的感情断裂指责其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错误甚至反动,但他却背离了权力话语的预设轨道,对这个形象表现了相当的包容和同情.
这意味着不论是主观还是潜意识,作家已经认识到,尽管缺少“肉体改造”和“灵魂受难”环节,但宋薇身上确实具有某种“悲剧性”.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外在于情感的政治意义加以祛魅便会发现,被遗留下来的实则是一个女性不断遭受感情创伤的故事：宋薇起初和罗群相恋,因为组织的决定又和他分手,这个痛苦的过程在她心上刻下了第一道伤痕；随后,又根据组织的要求,她和吴遥结合.后者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安全感,而是将她变成了丧失独立人格的傀儡,于是第二道伤痕形成了.直到最后宋薇下定决心离开家庭,想要重新投入罗群的怀抱.但此时,罗群身边已经有了周瑜贞,她关于个人幸福的憧憬和要求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回应和满足,这构成了第三道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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