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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论文参考文献：
国民党甚至本人屡次通过朱家骅给陈独秀“巨额资助”“医药费”,表面看来是没有政治用意的,甚至在陈独秀逝世时,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膊（殡）仪费收入部分：
蒋先生5000元
陈立夫先生2000元
等
这种现象.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这十年间国民党在陈独秀身上下的功夫来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陈的“期待”,当他们弄清楚陈已经与拥有红军武装的对立,并成为其反对派时,狱中生活的优待,出狱时的重诺拉拢,并要其另建或与张国焘合作建立“新共党”,还一直暗中监视着他的行踪,充分说明他们对陈的“关心”,是确有所图的.陈晚年已经“躲”到石墙院这个偏僻山村,朱家骅等国民党人为什么还对他的病贫状况了如指掌.及时地、想尽一切陈独秀难以拒收的办法提供数笔赠款.在当时党派斗争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时代里,其司马昭之心.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世界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就在提供这些赠款的前一年即1939年,国民党还采取过一个特殊的行动.张国焘向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即派两位心腹爱将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亲自来到江津,微服私访陈独秀,可见这次“私访”规格之高.而在“礼物”中,有一件特殊的东西,即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他们以为这是提供陈大骂的最好材料,可谓用心之良苦.
但是,陈独秀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像在1933年国民党法庭上的表现那样.他对的抨击,出自他自己的立场和理论,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对国民党的十年拉拢,始终采取“不合作主义”,犹如当年蔡元培与北洋政府当局那样,虽然当时站在革命左派立场上的陈独秀并不赞成蔡的做法,曾写文章进行抨击,引起胡适的反击与讥讽.现在,他自己却被逼到这个立场上,真是历史的讽刺.所以,陈与胡、戴一见面,第一句话就直捅二人的背后,问是不是要他们来的.二人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而自己自出狱后被国民党监控,也早已察觉,所以,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优.当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堪忧；而你陈独秀又受到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番！但陈独秀不是三岁的小孩.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对形势的独立见解,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应酬的话是要讲一点的.于是他沉思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的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二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陈独秀这番话,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对国民党、和苏联都比较客气.对国民党,除抗战初期陈曾予以积极赞扬外,但接着对其坚持和限制人民参加抗战的“国策”,也给予激烈抨击.如在谈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时,他明确反对国民党的“党同伐异”“肃清异己”的政策和对在野党的“招降态度”,认为及其他在野党都应该合法存在.不应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否则就无法避免“摩擦暗潮”,“影响抗战前途”.
对于也是如此.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论游击队》等文章中.以托派传统理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城市中心论,批评的“山上马克思主义”,即推行以农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为主的抗战路线.但在胡、戴两位极端反共的人面前,他也没有如此说.
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英美等国家竭力引诱希特勒东侵苏联,苏联则以与希特勒妥协对付之.这种政治手法的诡诈,作为书生的陈独秀,怎能理解?所以,从他个人经历或从托派传统立场出发,他说以上那些话,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些话由胡、戴去发表.嘱他们“切勿见之报刊”,说明他不愿意为国民党所利用.
总之.陈独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努力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而正是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才使他获得了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尊敬,从而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给友人的于谦幼年时写的诗那样：“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对陈独秀这种软硬不吃的独立人格,既恼又尊.恼的是至陈死也未能把他争取过来,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争取过来的高级领导人物,如张国焘、顾顺章等,都曾为其献计献策.陈独秀既已强烈反.为什么不能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人崇高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写的访陈报告后,蒋说：“陈的见解深刻,眼光远大.”并认为陈与张、顾“过来”之人.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不仅通过朱家骅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陈独秀资助巨额医药费,陈逝世时,还资助殡葬费.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再加蒋毕竟是个多疑之人,恐其以后再被延安争取过去,因此至陈死也没有放弃对他的监控.据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党政组中校组长的易啸夫回忆,由军统交下的监视对象黑名单约有百人之多.对监视对象要派专人跟踪,并规定不准离渝.列入被监视的党派人员有、救国会、职教社、生教社、乡建派、平教会、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党、托派、青年党、国社党、汪精卫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陈独秀、高语罕二人.陈也看透了蒋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谈到国民党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情况时,嘱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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