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汉奸事件的来龙去脉,此文是一篇陈独秀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陈独秀论文参考文献：
王明在武汉颐指气使,借共产国际狐假虎威,本想借康生之手炮制陈独秀“汉奸事件”,以与“托派汉奸”陈独秀合作为把柄,再堂而皇之地冠以违背斯大林“肃托精神”,从而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倒陈独秀又打压的目的.
王明倒台了,王明、康生炮制的“汉奸”事件似乎也不了了之了.斗换星移,随着武汉失陷,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流亡入川,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法庭上打官司了,而现实也没有再给他“算总账”的机会.这桩莫须有的冤案,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一下子切断了陈独秀与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脐带,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家从此告别了政坛.
王明、康生制造“莫须有”罪名
1937年11月14日,在苏联生活了整整六年的王明回国了.这对陈独秀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位坐镇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遥控的“太上皇”,被称之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来到了延安.
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召开,王明在报告中声色俱厉地指责“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组织”.他竭力反对张闻天、签发的 《关于对付托派分子的原则》,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词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422 — 423页）王明生搬硬套斯大林自1936年8月开始审判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合总部案”的政治恐怖手段,一回国就高举斯大林的“反托”旗帜,犹如抽出一把尚方宝剑,企图驾驭获得最高领导权力.
1937年12月18日,王明来到武汉.在武汉,他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企图一边觊觎打压,一手打击已经夕阳西下的元老级人物陈独秀,与康生沆瀣一气将莫须有的“汉奸”帽子戴到了陈独秀的头上.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已经名存实亡.”而早在“中东路事件”爆发时,王明就在机关报上发表长文攻击陈独秀,成为批陈的马前卒.陈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上台后,曾通过一个决议,说陈独秀是“最危险的敌人”,陈也未予还击.这次来武汉前,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说：“老干们 （指王明等人） 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
作为王明在苏联时的马前卒,康生对王明的意图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炮制了长达1.6万字的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地指向陈独秀.其中涉及诬蔑陈独秀“汉奸”的主要文字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原载 《解放》周刊1938年1月28日、2月8日第29、30期）
捣鬼有术,历史无情.康生在诬陷中安排唐有壬这个亲日派的角色出场,用心可谓奸诈.唐有壬是湖南浏阳人,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1927年10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30年12月任第二届立法委员;1931年12月当选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常委会秘书长;1933年8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协助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经手对日外交,忠实执行和汪精卫对日妥协卖国政策,1935年因身陷和汪精卫的冲突而遭刺杀.现在康生特意请出这个亲日派的“幽灵”来扮演“日本侦探机关代表”的角色,意在“死无对证”,达到“铁证如山”的目的.与陈独秀一起坐牢的濮清泉回忆：“关于唐有壬与陈独秀的关系,是彭述之编造出来的.此事我完全清楚.唐有壬和陈公博都是陈的学生,他俩都非常钦佩和尊重陈独秀.陈被捕后,他们都到看守所看过陈独秀.还有北大学生罗家伦、段锡朋也看过陈独秀.因私人关系——师生关系,他们对陈有过帮助,少则五十元,多则二百元等彭述之认为陈的学生送来的衣物和钱,他是应该分享一半的.陈对他本来不分彼此,让他享受的.但是一定要分一半,这就不像话了.陈得到亲朋的帮助,大体上是作这样开销：大部分是给托派作出刊物的费用,一部分给最困难的托派一点生活费,一部分给他晚年的伴侣潘女士的生活费.对彭述之要分一半的要求当然认为不合理而予拒绝.因之陈彭意见分歧日甚一日,后来弄得不讲一句话等.一九三七年出狱后,彭就大肆宣传,陈与改组派有联系,把私人关系扯到政治上来,想借此把陈独秀搞臭,好让他当托派的第一把手.我是这个问题唯一活着的人证,外面报刊捕风捉影所谈的一切都是根据彭述之的编造写出来的.我觉得歪曲历史、编造历史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唐宝林：《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原载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
1938年1月28日,康生的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发表后,如同引爆了一颗,舆论一片哗然.就在康生抛出“汉奸”谣言的同时,远在巴黎的 《救国时报》 在2月5日也发表了一篇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到大后方,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 的新闻,骇人听闻地以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大会的名义表示：“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决王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干乔等汉奸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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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和陈独秀妇女解放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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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的不合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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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决策上海武装起义和辞去总书记职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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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独秀的中国近代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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