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辩证思维和新学科理论建构,此文是一篇思维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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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登翰认为基本理论的建构是华文文学新学科建设的根本,因此在完成作为奠基性工程的台湾、香港、澳门、北美等四部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后,又撰写了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性质、特征、定位、概念、方法等的系列论文.采用“文化”的视角则是刘登翰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他通过“文化”将其对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的关切转化为学术,主要成果集中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上,提出了“海口文化”等创新性概念.刘登翰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思辨性,而这得益于他贯彻始终的辩证思维.如他既关注普遍性、共同性,更强调特殊性、个别性,由此提出了“分流与整合”、“个人化的华文文学”、“台湾文学丰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造”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辩证思维方式既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如台湾问题的格外复杂性）而采用的,反过来对于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闽台文化；理论建构；文化视角；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12-06
刘登翰先生无疑是一位才子型的学者.一般而言,才子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刘登翰却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能写诗又能写散文,会书法也懂绘画,既有口才也有笔才,此谓“才子”；然而他更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擅长理论思维的学者.笔者以为,“才子”更多来自天赋,学者、理论家却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也许是他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缘由之一.
一、新学科的开拓和建设：系列文学史和学科理论奠基
刘登翰是“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这也是他近三十多年来的最大学术贡献.作为学科的奠基性工程,他先后主编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等系列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然而他的主要关切更在于新学科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的建设.2002年发生的“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成为刘登翰将这种长期关切付诸实际文字的触发点.他认为,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果,但主要体现在“空间”拓展方面.既然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滞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①正是在这种“焦虑”和自觉中,此后的几年中,刘登翰（其中部分与刘小新合作）撰写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和《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一系列聚焦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论文,成为刘登翰继“四史”之后,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在理论探讨中,他不为朋友的情面所拘限,也不以个人的喜好为转移,愿意也敢于讲出不同看法和观点,颇有为真理而战的锐气,这大概因为“我爱吾友,但更爱真理”之故吧.例如,刘登翰为学注重文化视野的开拓,“文化”可说是在其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当汕头大学的四位年轻学者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以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时②,刘登翰明确表示“难以苟同”,指出他们理论上存在着混乱,没有弄清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③由此可知,理论、概念上的失范和混乱,是刘登翰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关系着学科建设的根本.尽管如此,刘登翰却肯定了年轻学者敢于质疑的精神及其意义,认为“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④这一事件使刘登翰认识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⑤,更加深了他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知,一系列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特征、定位、概念、方法等的论文应运而生.比如,在《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一文中,作者分别梳理（或提出）了“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等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大多既说明其意义或提出的缘由,同时也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显示出作者理论思辨的周到和全面.
二、跨界的探索：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在上述学科的奠基性工程和基本概念、理论的梳理和建构过程中,刘登翰的“文化”视角已经初露端倪,如其《台湾文学史·总论》⑥的六小节中,就有两小节的标题中包含“文化”字眼,即第二节的《原住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台湾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外来影响》和第五节的《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多元构成：台湾文学的当代走向》.后来这一视角成为刘登翰学术撰著的重要支点之一,也是他继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构后的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集中的成果就是对于闽台文化关系的论述,除了《中华文化和闽台社会》专著外,还有《论海峡文化》、《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以两岸闽南人为中心》、《论闽南文化——关于性质、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意蕴》、《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问题——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观察点》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与闽南》等系列论文.这些“文化”视角的论文同样充满理论思辨色彩和创新性,并多了一些科际整合的“越界”旨趣.如引入了文化地理学理论,通过历史、文化的资料来分析具有闽台地域特色的社会心理,在分析闽南文化的形态特征时,刘登翰独出心裁地提出了“海口文化”概念,视之介于人们常谈论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且为二者之过渡⑦,以其新鲜、妥适而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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