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贸易开放度和中国面临反倾销,关于免费东道国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东道国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东道国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以2002～2011年12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东道国开放度、源自于中国的进口、以及东道国贸易环境等因素对反倾销裁定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发展水平越高,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可能相对越低；中国出口到东道国的产品数额越大,越容易引发反倾销措施；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总体上减小了反倾销措施的发生概率；但亚洲新兴经济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实施反倾销的倾向,并与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成为对华反倾销措施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反倾销措施；区域贸易协定
[中图分类号]F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47-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11月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得以显著提升,也有利于以成员国身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缓和和化解贸易摩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以国际反倾销为例,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立案（Anti-dumping Initiation）及反倾销措施（Anti-dumping Measure）在世界范围内占据较高比重,所面临的反倾销形势十分严峻.东道国为保护国内产业不受进口产品冲击,会使用反倾销规则实行贸易保护.一般认为,进口规模越大,采取针对性保护手段的可能性越高（陈福中和陈诚,2013[1]）.中国频繁遭受反倾销指控,与出口贸易数额多年来的持续增长形势密切相关,各国对华反倾销立案与措施数量均随着中国出口总值的增长而上升,走势较为一致（见图1）.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是WTO允许成员国在特定条件下采用的重要贸易救济规则,也是反倾销案件发起和认定的重要依据.虽然《反倾销协定》的初衷在于打击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倾销行为,但东道国掺杂政治因素来实行贸易保护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Prusa,1998[2]；方勇和张二震,2004[3]；李磊等,2011[4]等）.首先,从东道国反倾销流程的层面,申诉作为反倾销立案和启动调查的依据,需要申诉人满足一定资格,即《反倾销协定》第五条第4款约定：如申请得到总产量构成国内产业中表示支持或反对申请的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则该申请应被视为“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可以看到,进口国内任何遭受竞争威胁的厂商均有权利要求本国反倾销机构尽快立案并发起调查,申诉厂商只需数量和规模合乎要求即能满足受理门槛.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进入反倾销调查,无论裁定结果如何,涉及的所有出口企业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反倾销的全部程序均由作为进口方的东道国政府执行,因此不能排除东道国调查机构基于政治考虑,采取立案调查的手段遏制进口,以缓解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保护本国产业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从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裁定结果来看,东道国往往利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Non-market Economy）等借口,在反倾销的合法外衣下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不公正待遇（宋泓,2004[5]；冉宗荣,2005[6]等）.
根据WTO统计资料显示,在以中国为被通报国的全球反倾销案件中,各成员国应用反倾销规则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华通报集中发生在阿根廷、欧盟、印度、土耳其和美国等国家或地区,而与中国保持重要贸易伙伴关系的诸如日本、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家则极少或从未提出过对华反倾销指控.反倾销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合乎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之一,但各国实际应用反倾销的情形却不尽相同,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即向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数额,决定了中国是否在东道国市场上构成倾销；以及东道国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决定了东道国是否倾向于采取反倾销手段.前者反映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情况,后者则相应体现出国家差异性特征,如东道国自身的发达程度,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等种种因素.本文以2002～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所遭受的反倾销措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东道国自华进口贸易额,以及本国经济和地理等因素对中国产品倾销案件终裁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应国内产业或其代表提起申诉,东道国在审查证据准确性及充分性之后立案调查,作出进口产品存在损害性倾销行为的裁定之后,方能采取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担保、价格承诺、征收反倾销税等临时或最终措施.依照反倾销调查流程,可将已有文献大致划分为就东道国国内产业及其代表申诉、东道国立案和反倾销裁定等三个环节的研究；其中,研究中国遭受反倾销问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与中国保持重要贸易伙伴关系的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原因的讨论.冯宗宪等（2008）考察了中国纺织品在2002年至2006年内遭受美国纺织行业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情况,认为东道国纺织行业失业率和进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影响本国行业申诉的重要因素[7]；冉宗荣（2005）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东道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立案包括活用世贸组织规则,利用“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加以限制以减轻竞争压力等动因[6]；王晰和张国政（2009）定量分析了1995年至2007年欧盟对华的反倾销行为,认为指控基础更多地在于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同时从欧盟结案的类型看,裁定结果向着有利于申诉行业的方向发展[8]；李娜和袁晓军（2010）选取部分欧盟报告常用指标,建立了实质性损害裁定结果的分析模型,认为欧盟在对华反倾销案件裁定中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9].上述文献以反倾销案件的不同环节为侧重点,主要探讨中国作为出口方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产生反倾销争端的影响因素.针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问题,中国出口产品频繁遭受倾销指控的原因可归结为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中美双边贸易状况（谢建国,2006[10]；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11]等）；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低价竞争（Jiang和Ellinger,2003）[12]；美国对华出口相对中国对美出口的比重较低,中国对美国实施反倾销报复能力有限,以及美国国内失业率、工业生产增长率、对中国的进口渗透率等宏观经济因素（沈国兵,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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