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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英子论文参考文献：
拜冯英老为老师
1981年《新民晚报》为复刊招聘年轻记者编辑,我于当年夏天参加了作者座谈会,并进行了笔试与现场采访考试.在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冯英子先生.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旁边是老社长赵超构（林放）,还有副总编辑张林岚、孙毓刚、周珂及老报人陈亮、周丁、吴承惠（秦绿枝）、李中原、赵雨等晚报业务骨干.我当时暗中观察,发现这些人态度都很严肃,只有坐在一旁的一位身材不高、四方脸庞、浓眉阔口的老人神情轻松自如,他眉目间还有一点悠闲自在的风韵.后来我才知,他就是《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著名报人冯英子先生.
我当时进报社后分在政法组当记者,主要负责采访社会新闻,跑四个区（虹口、黄浦、卢湾、南市）的街道、区政府与公检法以及区街道工厂.记做到第一年我几乎跑遍了这四个区的主要街道,每天早晨7时前赶到报社,下午6点参加部务会,晚上8点回家写稿,每天工作到11点后才上床睡觉.星期天也是在采访与写稿,几乎天天与笔墨打交道,第一年自己写的稿子与编发通讯员稿件见报达325篇.
在晚报紧张的报人生涯中,我与冯英子先生有了交往.冯英老（晚报后辈都这样尊称他）为人随和,没有一点架子,他当时除了审读大样,以“方任”笔名写言论,还喜欢与年轻的记者聊天,谈采访话题.每天中午,我在九江路41号的食堂一见到他,便端着饭碗在他旁边坐下.冯英老对年轻记者很亲切,对时事评论很尖锐,既有独到的看法,又有大胆的点评.他有时候的说话,就如一篇杂文.很多年轻的记者都喜欢围着冯英老,听他议论风发,褒贬古今等
在这时候,我便听一些老报人讲起“移山风波”,虽是暗中议论,但不少老报人还是很愤慨.我暗中把冯英老写的那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找出来读了几遍,又把另一篇署名“振千”批判冯英老的文章读了,觉做到振千的口气虽很凶,但没有一点道理.因敬佩冯英老的为人正直,敢于为民代言,我很想拜他为师.经过他一段时间的考察,他终于认了我这个学生,并为我新写的一本小书《咏鸟诗话》写了序言,以资鼓励.
我拜冯英子先生为师后,偶然问起此事,冯英老只笑一笑说：“这事已经过去了,但杂文怎么寫,很可让人咀嚼.”冯英老因写一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杂文,差点被整,作为学生,我也不好多问.
1985年末,《新民晚报》扩版,老社长赵超构与总编辑让报社同仁们自报创意,新设哪些专刊.我因爱好读书,便提议创办“读书乐”专刊,经领导同意,1986年1月“读书乐”创刊.
到了1987年初秋,我想去北京组稿.因为当时有个请名家谈读书经验的栏目叫“乐在书中”,由于上海方面的名家已请做到差不多了,我便想去北京组一点名家谈读书的稿子,北京名家多,除了我已联系的王蒙、刘绍棠、李国文、丛维熙、邵燕祥等作家、评论家,主要是想拜访一些民国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学者.我拟了一个名单,如冰心、夏衍、周而复、陈荒煤、严文井、端木蕻良、张中行、金克木、张光年等,给冯英老看,冯英老便写了一个人名：曾彦修,他写完后又写了个地址与电话号码,再写了一张便笺,让我一定要去拜访曾彦修.
对于曾彦修的大名,我是早已如雷贯耳,因为编“读书乐”,我联系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曾彦修于1954年曾任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反右,各单位上报“”都有指标,身为领导的曾彦修感觉完不成规定指标,他不想伤害社里的同仁,考虑再三,就把自己名字报上去.于是,他便成了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个“党内大”.“”粉碎后,曾彦修于1978年出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在出版界有很高的声誉与威望.同时,曾彦修笔名严秀,他又是中国最有名气的杂文家之一.我当时任上海杂文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杂文学会会长是罗竹风,副会长是冯英子）,我曾把他写的《论数蚊子》《九斤老太论》《论“歌德派”》《浅·浮·空·散·板》等杂文名篇,视为自己写杂文的范文学习.曾彦修先生在80年代中期还提倡并主编了《全国青年杂文选》,我有幸也有一篇杂文《曹丕学驴叫之后》被选入其内.虽说没见过面,但心向往之.这次由恩师冯英老写了推荐信,更是如获至宝.
我迫切想见到曾彦修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冯英老当年（1981年）因写杂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遭批判后,居然没有一点事,据说是曾彦修出手力挽狂澜,这等正气凛然的重要人物,我是极其钦佩的,于是赶紧买了机票,满怀激动与兴奋作北上之行.
听曾彦修讲“移山风波”
我到北京以后,当晚便先去拜访了冰心,因为预先写好信,寄了样报,当晚便约到了冰心老人写的《读书》稿子.
翌日去拜访曾彦修先生,曾老生于1919年,四川宜宾人,当时年近七十.他住在一幢高层的公寓里,房子有电梯,我敲门之后,便有个戴眼镜、穿着睡衣的老者出来开门,我从照片上已认识了曾彦修,赶紧说：“曾老,您好！我是《新民晚报》的编辑曹正文.”
曾彦修操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笑笑说：“你老师冯英子已打过我电话了,听说你在编一个‘读书’版,很好很好！”
因曾彦修是出版社的前辈,我们先从读书谈起,谈了最近上海新出的几本书,又谈到杂文,曾彦修说：“鲁迅先生提倡写杂文的,但今天写杂文与过去不同了！冯英子就因写杂文,差点被抓住辫子挨整.”
我听曾彦修主动说起“移山风波”,不由说：“听冯英老说,是您救了他?”
曾彦修爽朗一笑：“我有多大能耐?是我们的耀邦同志主持了正义.”
“移山风波”发生在上海,发生在冯英子身上,但外面流传好几个版本,而冯英老也不愿多谈.因此,我想请曾彦修先生透露一下详细经过.
曾彦修喝了一口茶,侃侃而谈：
1981年夏天,《解放日报》一位领导请冯英子写杂文,冯英子写了一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刊于当年7月12日的“朝花”副刊上.冯英子对我们社会存在的各种“山头主义”现象,很看不惯,对这种现象作了批评,当时颇为引人注目.过了两个月,《解放日报》副刊上突然又发表了一篇署名“振千”的杂文,题目是《也要移一移》,此文对冯英子的杂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作了迎头痛击,指责作者的思想与立场有问题,代表了遗老遗少的观念.这顶帽子很大,令不少读者为冯英子捏了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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