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昌祺庶吉士教育其小创作炫才意识,本论文可用于李昌祺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李昌祺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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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之所以被称为“薇垣之佳制”,和李昌祺的庶吉士学习经历密不可分.作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昌祺经过了三年比较系统的诗歌训练,而这进一步造就了他的诗歌素养,并使其以“诗笔”的形式在他的传奇小说中得到充分显现,从而使《剪灯余话》成为带有炫才意识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同时,《剪灯余话》中出现的诗歌也和明初庶吉士诗歌教育的宗唐倾向完全一致.
关键词:李昌祺;庶吉士教育;剪灯余话;炫才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明代传奇小说作家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表现出明显的炫才意识,而这部小说集被李昌祺的庶吉士同僚赞为“薇垣之佳制”, [1] (P119)“薇垣”指翰林院,这揭示了李昌祺的小说创作和其翰林院庶吉士教育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从明初庶吉士教育的实际情况看,三年的庶吉士学习经历,进一步造就了李昌祺的诗歌素养,从而使《剪灯余话》成为“诗文小说”的代表作;同时,出现于小说中的大量诗歌也流露出明显的宗唐倾向,而这又恰是作者庶吉士教育期间诗歌学习的必然结果.
早年的家庭教育即已造就了李昌祺良好的诗歌素养.他出身于“诗礼之族”, [2] (P264)其父“有诗名”, [3] (P191)《千顷堂书目》卷十八录李昌祺之父李揆《盘洲集》一卷,注云:“字伯葵,庐陵人,李昌祺父.工为诗,人称李五言.杨荣为作传.”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李昌祺早年便具有了良好的诗歌素养,这从李昌祺《凤尾草记》中即可看出,小说写龙生“六七岁时,长者教以诗,辄能成诵;九龄晓属对,作五、七言绝句诗皆可观,众以聪明许之”.这里关于龙生的描写可视为李昌祺早年接受诗歌教育情况的真实写照,因为《凤尾草记》这篇小说带有作者身世自况的意味,其开篇云:“洪武中,由龙生者,本建康人.远祖仕宋为京官,从隆祐孟太后南迁,留家江右,子孙蕃衍,世守诗书.”而钱习礼《河南布政李公祯墓碑》云李昌祺“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讳义者仕为郎中,扈从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乌江”.杨荣《故盘洲李处士墓志铭》亦云:“处士讳揆,字伯葵.其先金陵人,宋南渡时有尚书郎讳义者徙家江西之吉水,又数迁至今庐陵之螺冈.”李昌祺为江西庐陵人,其祖随宋隆祐太后南渡,遂由金陵迁至江西(即江右),这和龙生有着一致的经历.
得益于早年良好的家庭文学教育,李昌祺于永乐二年进士及第后因“德器凝重,文学优等”而入选翰林院庶吉士.[4] (P470)当时,选取庶吉士的程序是“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 [5] (P1700)李昌祺在《泰山御史传》中写阴司“尤重词职,向修文馆缺官,遍处搜访,不得其人,亦有荐三数公者,虽甚文采,而在世之时,不修士行,或盗名欺世,或昧己瞒人,狗媚狐趋,皆有疵之可议”,这正是明代翰林院选取庶吉士标准的真实反映,也是李昌祺本人拣选庶吉士经历的切身之谈.
三年的庶吉士学习经历,为李昌祺在《剪灯余话》中借诗歌炫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因为诗歌学习是庶吉士学习期间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对明初庶吉士学习内容做了极为明确的规定,要求他们继承其前惯例而研习“《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并听馆师日逐授书稽考,庶所学为有用”.[6] (P508)明管志道在奏疏中也提到,有明一代庶吉士学习期间以《唐诗正声》“为日课”; [6] (P508)明艾南英《上提学陈公祖书》仍宣称当朝“择二三十人以为庶常,课之以《唐诗正声》”.[7] (第1405册)张廷玉等《词林典故》卷三“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记之更详:“其教庶吉士,诗用《唐诗正声》.”显然,唐代诗歌是整个明代翰林院庶吉士诗歌学习的主要内容.明初诗坛的宗唐之风甚浓,于是,《唐诗正声》、《唐音》等著名唐诗选本便成为庶吉士诗歌学习的主要教材.《唐诗正声》乃明初高棅所编,他是在《唐诗品汇》的基础上精选而成,这两部唐诗选本“终明之世,馆阁宗之”.[5] (P7336)《四库全书总目·唐诗品汇提要》也进一步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高棅《唐诗品汇总叙》自言其书“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在“凡例”中说明分立品目的原因是“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例如,他在五言古诗的各个品目中一再强调本书的文学教育功能:“正始:使初学者本始知来,溯真源而游汗漫矣.正宗: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庶无他岐之惑矣.名家:学者溯正宗而下,观此足矣.接武:俾学者知有源委矣.” [8] (P2)可见这部诗歌选本非常适于诗歌教学,这也是它能成为庶吉士教材的主要原因.对于《唐诗品汇》,钱谦益《评注唐诗鼓吹》云:“馆阁之教习、家塾之课程,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濡目染,镌心刻骨,学士大夫生而堕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乎藏识之中.” [9] (P248)显然它在明代庶吉士教育中和《唐诗正声》、《唐音》占有同样重要地位.但清人对《唐诗品汇》却颇有微词:“此书明代诗人莫不奉为圭臬,余心慕者久.庚寅始获读之,觉其不尽惬如人意.该台阁体多而山林体少,粗豪者多而细腻者少,酬应者多而闲寂者少,等是以明诗率多廓落而浮夸,未始非此选导之也.” [10]而作为庶吉士的李昌祺对《唐诗品汇》应该涉猎不浅,因为其诗集《运甓漫稿》也多酬唱应和之作,颇有台阁气息.为李昌祺《至正妓人行》作跋的翰林检讨钱习礼,评《运甓漫稿》为“皆典雅,非苟作,隐然声闻于馆阁间”; [11] (卷九十二)朱彝尊则认为李昌祺的诗歌“务谢朝华,力启夕秀”, [12] (P161)也着意于其老成之美,而这和李昌祺就学“馆阁间”所秉持的宗唐创作观念有关.作为庶吉士诗歌教材的《唐音》在明代影响也很大,乃至“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13] (第1225册)曾参和明初庶吉士教育的台阁重臣杨士奇对《唐音》非常推崇:“余意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唐音》),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 [14] (第1238册)而李昌祺本人在《读元杨仲弘诗》中也表达了对《唐音》的由衷赞赏,可以肯定,李昌祺在庶吉士学习期间对《唐音》涉猎颇深.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对庶吉士的诗文学习督责甚严.平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15] (P40)内阁还按月对庶吉士进行考试,其中诗歌是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殿阁词林记》卷一○“公署”说庶吉士“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以为去留地”.[16] (P168)黄佐《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也说庶吉士“以诗文记诵为学,等在公署读书,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等以为去留之地”.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则云:“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斧正,不许过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内阁考试一次.”李昌祺庶吉士学习期间为永乐之初,当时成祖曾亲自过问庶吉士学习情况,“上时步至阁中,亲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定以为乐”.[15] (P205)这一切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李昌祺等庶吉士诗文学习的积极性.于是,庶吉士教学中存在的“教养之法,徒饰华藻,不培本根” [17] (卷二十九)的现象便在所难免,在庶吉士中间也形成了“雕镂文字相夸示” [6] (P506)的崇尚文学之风.在此环境下,李昌祺也毫不例外地养成了以文学自鸣的炫才意识,而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的创作为他提供了集中展示自己诗歌素养的绝佳机会,因为“诗笔”是讲究“文备众体”的传奇小说标志性的文体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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