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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衣论文参考文献：
1991年12月25日,我一大早就跑到“莫斯科”商场的门口等着开门,9点开门,我8点就到了,为了给我老婆买一件呢子大衣作为礼物｡
一年前,老婆来电话说,苏联是大衣国家,呢子大衣做得特别好,她在电视上见过,叫我给她买一件｡貂皮大衣就算了,北京穿不着｡
按说,在莫斯科买件大衣不算事｡苏联是“超级大国”,莫斯科又是首都,欧洲名城,但当时市面上的确没什么东西好买,看到人家莫斯科人穿的大衣､西装,带的礼帽,女士围的俄罗斯方巾等等都像模像样的,商场里样品齐全,但只能看,没现货｡
那年3月,苏联人民“全民公决”苏联的前途,莫斯科立即热闹起来了,人们像分过工一样:男人忙政治,女人忙购物;电视上演说的､街头上集会的都是男人,商店里排大队的､大街上拉着手拉车购物的都是女人;男人那头是政治紧张,女人这头是购物紧张,越到年底越紧张｡我已决定过了1992年新年就回国过春节,快到年关了,就剩下给老婆的那件大衣没买着｡
那天,我选择“莫斯科”商场是为了投机｡我没去市中心的“促姆”,“古姆”等大商场,因为市中心的商场里人多,一有现货就排大队,买不着｡我选择“莫斯科”商场,就是考虑它位置稍偏点,“莫斯科”商场位于地铁环线外的列宁大街上,离中国使馆不远,在莫斯科也算是大商场了,四五层楼,平时顾客没那么多,没准还有现货｡
当然,那天我去“莫斯科”商场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在那里有人:特铁的关系｡
开门之前,商场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女人,就我一个男人｡那天很冷,冻得人直跺脚,耳朵疼｡
9点差一刻,商店还没开门,我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还讲俄语,我回头一看,是娜佳｡
她敞着大衣,侧弯着腰,一只手拉辆“基列什卡(手拉车)”,车上拖着一个 袋;另一只手朝我挥着,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小巧的坤包,正唤我帮忙｡我赶紧跑上前去,接过了她手里的手拉车｡
娜佳刚从商场的侧门里出来,我问她:“你买的什么?”
“砂糖,”娜佳喘着粗气答道,“昨天刚到货,我们内部就都分了｡”
麻袋上印的是50公斤的字样,我大吃一惊｡
我问她:“你买这么多砂糖干吗?”
“留着吃｡鬼知道明天什么样子！”娜佳很干脆｡
“我的大衣呢?”我问｡
“没货｡前天刚到了一批,头们都分了｡”娜佳很明确｡
“他们也用不了那么多啊｡”我有点急｡
“全都倒腾到斯摩棱斯克去了,那里能挣钱,我们都没份｡”娜佳说｡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一次买50公斤砂糖留着自己吃｡我见过俄罗斯人吃糖,一小杯咖啡放三调羹砂糖,基本是喝咖啡糖浆,一天不少于两次,这还不算吃巧克力､果酱､点心等甜食在内,俄罗斯女人爱糖如命,要不,俄罗斯怎么大胖子多呢?娜佳说她是“咖啡尼斯特卡”(咖啡上瘾者),她也是一个大块头｡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我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装有50公斤砂糖的小车｡其实我心里特沮丧,我的大衣没买到,还得装得很绅士的样子帮她拉麻袋,有苦难言｡
那天,我特失望｡我要找的就是娜佳,她是我的铁关系,还是商场的内线｡
她是我的朋友科斯佳的妻子,是“莫斯科”商场的一个会计,30多岁,热心肠,精明能干,且神通广大｡前天,我为大衣的事给她打过电话,她也答应了,结果,我起了个大早,冻了个半死,连商场的大门都没进,就被她的50公斤砂糖拖到她家里去了,她的砂糖是到家了,可我的大衣算是没戏了｡
娜佳的丈夫科斯佳,是苏联团所属“卫星”旅行社的一个经理,跟中国有合作关系,我刚去莫斯科见他的时候,他特牛,高人一等,见面要预约,谈话要预定议题,会见时间有限制｡那时的苏联,凡是一个官,办公室的外屋都坐一个女秘书,专门负责挡驾､接电话､安排见面等｡我第一次见科斯佳的时候才亲身感受到什么叫官,以前见的官都不算｡俄罗斯人不会客气,有什么想法开口就说｡认识当天,科斯佳就请我免费安排他们到中国去玩一趟,我只有答应了,后来,我安排科斯佳夫妇到中国去了一趟,北京､上海､广州转了一大圈,包括零花钱,他们满载而归｡回来他就变了,见面也会笑了,也不用通过秘书预约见面了,还请我上他家做客｡
她儿子的扁桃腺经常发炎,老发烧,苏联的药不管用,但一用“六神丸”就灵,娜佳托我从国内带,我办了,她当宝贝似的存着,于是,我们的关系自然就近了｡俄罗斯人比较仗义,你对他好,他对你也好,来往多了,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有一次,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临走前要买礼品,市面上买不到,团长拉着脸｡我告诉了科斯佳,科斯佳立即给娜佳打了一个电话,结果一下子从“莫斯科”商场买出20多件大衣,十几块苏联手表,这在当时商品紧缺的莫斯科就算是很野的路子了,也算很铁的关系了｡当然,人家也不是白帮忙,货款之外的钱也是不能少的,他们叫“福下特卡”｡
没想到,这么铁的关系在关键的时刻居然落空了,当然,我也想得通,这也是没办法,谁叫娜佳不当权呢?
娜佳请我喝咖啡｡娜佳的家是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那是赫鲁晓夫时期盖的简易楼,举架比较低,房间也不大｡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娜佳就教过我:“这种房子叫‘赫鲁晓吧’,记住,是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我开口就跟娜佳明说了:我还要给我老婆买一件呢子大衣,求她帮忙,要质量好的,颜色､款式等都请她做主,这非常重要,过了新年我就要回国了｡
我对娜佳说,我只有她这一条路了,眼看行期在即,只有再求她多多帮忙了,这次是非买到不可,我在莫斯科一年多,连给老婆的一件大衣都买不到,这不是笑话吗?空手回去不好向老婆交代云云｡
娜佳听了直笑,说:“男人给妻子送礼物,应该！我给你想办法｡”
娜佳还表扬我:“你们中国男人懂得给妻子买大衣,哈拉说(好)！比俄罗斯男人强多了,俄罗斯男人就知道谈政治,什么政治?就是搞阴谋,争夺权利,他们就知道造导弹飞机,天天辩论,开会等男人最爱伏特加等政治能当饭吃吗?能当衣穿吗?他们根本不懂生活,他们根本不管女人的生活,结果,把商品都搞没了,要不,我能一下子买了50公斤砂糖吗?这种日子太不可思议了｡”
娜佳很同情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一个大男人就别乱跑了,跑也没用,现在商店里没有大衣,我给你想办法｡”
我当场给娜佳拍下4000卢布,就回去了｡
那时商店里的呢子大衣标价不到1000卢布,实际交易价格约2500多卢布一件,当时大衣无货,且物价飞涨,我给的这个数不算少,也不算多｡
下午2点左右,我离开娜佳的家,在街上瞎转悠,买了一本大画册《克里姆林宫宫藏文物》｡坐在地铁上,我在画册的扉页上写下了当天的日记:“早想买此画册,惜钱未成,现在莫斯科商品短缺,物价飞涨,此画册标价已近千卢布,还在涨,眼看想买也买不起了,才下决心买,此本480卢布｡按此时黑市美元和卢布的比价:1比80,约6美元,合36元人民币｡不便宜,但值｡购于莫斯科加里宁地铁站书亭,1991年12月25日｡”
6点多的时候,我回到屋里,吃了晚饭,然后照例看电视｡
电视上第一个出场的照例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他出场总是很体面,举止温文尔雅,说话也很好听,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肉,不酷｡相比之下,叶利钦倒是比他酷,就是有点二｡
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内容了,印象中他那天演讲时的精神不佳,显得有些烦躁,最后还把发言稿往桌上一扔,脸上怒气难耐,这恐怕是他在公众面前最沉不住气的形象了｡现从他的回忆录《真相和自白》中抄录他那天讲话的几段,题目是《告苏联公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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