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百家诗选不选李白等八大家多选王建原因探析,本文是一篇关于唐百家诗选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唐百家诗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是宋代第一个专选唐诗的大型诗歌选本,其在诗家的选择上没有选录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八大家,却将王建选了九十二首,为选本中第一.探究这种取舍背后的原因,既关乎王安石个人对诗家、诗风的好恶品评,也是特定时代诗坛风潮和王安石实用主义诗学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诗家去取；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6）05-0081-03
宋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中,名《唐百家诗选》者有二：其一为王安石编选,其二则由稍晚于王安石的杨璠编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王安石编选的《唐百家诗选》.此选本既是王安石现存的唯一唐诗选本,也是上承唐绪的宋代第一个唐诗选本,影响力很大,但选本对唐代诗家的选择去取却让人疑惑难解.作为一个收录诗家104人,诗作1262首的大型唐诗选本,《唐百家诗选》选了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等,却舍弃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八大家不选,和此同时将王建的作品独取九十二首,为选本诗家之冠.这种鲜明的反差背后原因何在?本文试加以探析.
一、不选李（白）、杜、韩、李（商隐）诗原因分析
王安石在《唐百家诗选》中不选李白、杜甫及韩愈或许是因为他另有一部《四家诗选》,对此前代诗评家们曾有论及,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遯斋闲览》云：“公复后以杜、欧、韩、李别有《四家诗选》,则其意可见.[1]”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也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晓者,如李、杜、韩三大家不入选,尚有自说.[2]”王氏此言所指就是《四家诗选》.历代以来,对于王安石不选李、杜、韩三家的原因并无争议,而议论较多的是《四家诗选》中对李白的排序.如《唐音癸签》云：“荆公又有杜、韩、欧、李四家诗选,等入本代欧阳公置青莲之前,识者怪其不伦[3]”其实,这和王安石对三人的态度有关,王安石对杜甫、韩愈极为推崇,其在诗法受杜甫影响很深[4],在古体上,王安石则是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钱钟书云：“荆公五言七古善用助语,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5]”和对杜、韩二人的赞扬和效法相比,王安石却认为李白虽然豪放飘逸,人固不及,但风格仅此而已.
至于为什么不选李商隐,还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寻找答案.北宋建国之后,诗坛上“三体”盛行,其中尤以兴起于真宗景德年间的西昆体影响最大.但风靡一时的西昆诸家,其典故博雅,辞采华赡的创作方式也自有其重形式轻内容,气格卑弱之弊.“先生老辈谓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6]”针对这种现状,继王禹偁、柳开、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之后,主盟文坛的欧阳修大力倡导诗 新,彼时的王安石正是诗 新运动的积极参和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抨击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7]”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而西昆体在诗法上主要是承续晚唐李商隐.王安石自然很难一边抨击西昆诸家,一边在自己的唐诗选本中对他们所宗法的李商隐大加选录,或许这就是《唐百家诗选》中未选李商隐的原因,恰和当时变革诗风的诗坛风潮相契合.
二、不选元稹、白居易原因分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唐百家诗选》不选元、白诗并非首创,而是早有前例.如专选中唐诗的三个唐人唐诗选本《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未选录二人的作品,且《御览诗》和《极玄集》的编选者令狐楚、姚合还和元、白是同时代人.而集三十年之力选编成《唐诗类选》的顾陶,在其选诗规模达1232首的选本中,也没有选录元、白二人诗.诸家选本不选元、白诗的原因,其实就在于在唐代诗人及诗评家眼中,元、白二人的诗作远未如今天这般受欢迎.如晚唐杜牧就认为二人的诗作“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语入人肌骨不可去.[8]”杜牧所言,未尝不合王安石心声.
其次,在分析不选元、白诗的原因时,也应考量到北宋科举改革的背景.北宋前期仍沿唐绪,省试以诗赋定取舍.由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制,所以省试第一场的诗赋最为关键.这种风气使得士阶层忽视了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深入探究,这在仁宗朝受到高度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文人的强烈批评.庆历改革中,不少人针对诗赋考试的声病、对偶,文章写作流于形式和内容空洞的倾向提出批评.如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云：“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9]”而诗赋取士之弊亦引起高层的注意,仁宗皇帝于庆历四年下诏曰：“旧制以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式,一字偶犯,便遭降等.知识才学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辞善意,郁而不伸.[10]”嘉祐二年,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时,更痛下重手救治此弊：“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11]”嘉祐六年王安石为进土详定官,其《读进士试卷》云：“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变今嗟未能,于己空自咄.[12]”批判课试文章,徒有博诵强学, 缺经世致用之文.也正是在这一年,王氏进《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于取士上,他坚决主张罢诗赋而试经义.所以,从经世致用角度而言,浅切的元白之作和李商隐的西昆范式并不足以做为举子科考学习的范本.《唐百家诗选》作为王安石“废日力于此”的选本,不选元、白诗也应有这方面的考量.
三、不选柳宗元、刘禹锡诗原因分析
《唐百家诗选》不选此二人诗,应是涉及王安石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唐顺宗永贞元年,刘、柳二人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在短短四个多月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但就在当年八月,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革新运动惨遭失败.应当说在由盛转衰的中唐,这次意在重振唐王朝颓势的革新运动是值得赞许的.但北宋时,随着对韩愈的推崇和道学的发展,囿于时代局限,宋人对刘、柳的看法却和今人截然不同,如《新唐书·柳宗元传》云：“宗元等桡节从之,侥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而不复,宜哉！[13]”而和王安石关系密切的欧阳修更是痛斥柳宗元：“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14]”作为旧法维护者的苏轼等人也多持批评的态度：“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此所谓小人无忌惮也.[15]”可以说,因为柳、刘等王叔文集团成员僭越名分的行为,宋代士子论及刘禹锡及柳宗元时已到了唾弃不齿,围而攻之的地步.虽然王安石关于永贞革新的言论不多,但作为一个重功利的政治改革家,又身处于自王禹偁、柳开以来所倡导的重道统、重义理的时代思潮中,他对八司马的态度必然要受到时代思潮及欧阳修等人的影响,这一点在其《读柳宗元传》中表露的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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