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框架下武力问题,本文关于武力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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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成立了联合国,并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写进《联合国宪章》,使之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限制武力使用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但因受到强权政治等因素干扰,这一国际法准则不断受到挑战,并引起了学者对“国际法和武力使用”这一问题的辩论.《真理和强权——国际法和武力的使用》一书便是明证.通过分析美国对外动武行动和国际法规定是滞相符等事例,揭示未来国际社会应继续强化国际法在限制武力使用方面的监督作用这一主旨.
关键词：国际法；武力；强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D9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4-0036-04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武力曾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伴随军事武器的不断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程度也正日益加大,这迫使人们日趋理性地认识武力,并开始在国际争端中探讨各种限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二战后,面对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和创伤,渴望世界和平的国家建立了联合国,期待“在集体安全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础上维持国际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1]作为这一世界性国际组织章程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战后的近70年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当代限制武力使用的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清楚地看到,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下,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或局部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所爆发的各类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绝大多数都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冷战后仅剩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两大工具——武力之剑和国际法之盾在美国对外政策战场上投下了两道持久对立的阴影.”[2]1这一现象引发了美国国内及国际法学界对“武力使用和国际法”问题的大讨论.美国国际法学界著名专家路易斯·亨金 （Lousi Henkin）
教授等编著的《真理和强权——国际法和武力的使用》一书正是对这一辩论的积极回应,书中比较深入地剖析了美国政府的对外军事行动是否真正符合国际法规定,以及国际法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到底发挥多大作用等学界较为关注的普遍性问题.
一、美国学者视角下的国际法和武力使用问题
《真理和强权——国际法和武力的使用》事实上是一本论文集,重点回顾和探讨了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书中各章的作者均在国际法学界享有较高权威,在文中,他们分别从政治、法律或*道德的角度入手,深入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历届政府在国际法和武力使用方面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政策立场.从本书正文来看,一共包括四章：第一章是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伦·杰森所写的《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第二章是路易斯·亨金所写的《武力的使用：法和美国政策》；第三章是斯坦利·霍夫曼所写的《道德规范和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第四章是威廉·D·罗杰斯所写的《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从时间上来看,书中所涉及的内容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鉴于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部分内容可能已不具备现实指导意义,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美国
作为二战至今国际社会仅存的超级大国,其对“强
权”和“真理”、“武力使用”和“国际法”的认知仍具有继承性和延展性,因此,书中学者对此类问题的一些述评,对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目前在国际法和武力使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具体内容评析如下：
(一)《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评析
在本章中,艾伦·杰森和珍妮·柯克帕里克对“里根主义”的内涵及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方面,他们指出“里根主义”根本没有背离《宪章》,相反却较好地遵守了《宪章》中关于捍卫人类 、自由和人权的规定.他们坚持认为“合法政府应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被统治者意志的基础之上”的理念不会随着《宪章》的签署而消失.[2]13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里根主义”和前苏联的“勃列日列夫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里根主义”是为了更好的捍卫和促进人类自由,而“勃列日列夫主义”却坚持用干涉手段来压制民族自决运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尽管文中作者的观点会因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不断作出调整,但却一直代表着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政府主导的外交政策的基调.
（二）《武力的使用：法和美国政策》评析
在本章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全面论述了国际法中和武力使用有关的国际法准则,并深入探讨了国际社会对重新诠释《宪章》所做的努力、学界对《宪章》第2条第4款中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例外的建议、主权国家对《宪章》义务的履行以及“里根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法律挑战等问题.路易斯·亨金教授认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背弃《宪章》的法则规定,也不能通过谋求重新解释《宪章》规则来不断弱化其中的一些强制性禁令,因为这样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左的.他还强调,虽然“里根主义”在国内有一定的支持度,但需要被放弃,因为其没有法理基础的支持.如果现实中需要再次对外动武的话,美国应实行“杜鲁门主义”政策,即通过“提供援助现有的 政府抗击直接或间接的甚至包括国内叛乱在内的武装进攻来捍卫 ”. [2]14路易斯·亨金教授的上述观点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武力使用原则的理解,得到了各国国际法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道德规范和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评析
在本章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重点探讨了由超级大国设计并遵守的国际游戏规则,他指出：“超级大国行事及相应行事的道德框架深远影响着它们之间一些未成文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一超级大国最终诉诸武力抑或寻求合作之道起着决定作用”.[2]66为更好地解释超级大国在对外事务中的行事规则,霍夫曼教授还提出了“实在规则”和“内在规则”两大理念,认为所谓“实在规则”主要指的是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规则和核威慑规则,而“内在规则”则是超级大国为确保“实在规则”的执行而制定的,比如,在核威慑方面,“内在规则”可具体表现为保持核心均势、维持稳定性和禁止使用核武器这三方面.此外,霍夫曼教授又进一步分析了超级大国这些游戏规则的道德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里根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对美国政府来说,在对外政策上推行“里根主义”实质上是在将沉重的国家负担转嫁给普通的人民大众,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远大于美国政府力图颠覆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对此,霍夫曼教授指出,在苏联正遭受国内外形势剧变的背景下,美国必须在构建符合道德标准的国际游戏规则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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