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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不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相对权力同样导致相对腐败.绝对权力的腐败是专制下的腐败,相对权力的腐败是法治下的腐败,即法治堕落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韦伯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行为僵化；另一种是“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冷漠无情.拒斥和批判这种以法治为名的官僚主义,正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不同于西方法治视野下的“腐败”重在“徇情枉法”,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腐败在于“以权谋私”.相比于不守法律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被法律腐化的相对权力和相对腐败,是“无药可救”的腐败.如何避免堕落为“僵化冷漠”的官僚主义,是法治建设中最应当警惕的危险和问题.
关键词：权力；腐败；法治；官僚主义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2-0038-03
人们都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相对权力同样导致相对腐败.
阿克顿勋爵在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时[1]342,他是将“绝对权力”理解为“意志的统治,它是法律之来源,故不受法律之管辖,因而属于专制制度”.作为“法律之来源”的“意志”,也就是“主权”.因此“意志的统治”也就是主权的直接统治.因为是主权的直接统治,所以“不受法律之管辖”,并且无需法律.“不受法律之管辖”的权力,也就是“绝对权力”.拥有绝对权力、“不受法律之管辖”的主权统治,就是“专制制度”.
与绝对权力“相互对立的原则”,则是法律约束下的权力：“是法制的制约和传统的权威”,“是依法统治,因而是一种立宪制度”.当法治运行良好时,人们就称之为“宪政法治”（Constitutional Rule of Law）.相比于“专制制度”的意志统治是一种“绝对权力”,法治则是一种“相对权力”.因为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专制制度的意志统治是“强权胜过法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大于法”,因而是绝对权力；立宪制度的依法统治是“权力服从于权利”,也就是“法大于权”,因而是相对权力[1]342.绝对权力的专制固然会导致腐败,相对权力的法治也有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法治向官僚主义堕落的自然倾向.我们可以将堕落为官僚主义的法治状态,称为“官僚法治”（Bureaucratic Rule of Law）.如果说“宪政法治”构成了法治的理想状态,“官僚法治”就是法治的堕落状态.法治是一个光谱,这两种状态就构成了法治光谱中红色和紫色的两端.
那么,法治何以并不总能达到其理想状态,甚至会堕落为“官僚主义”呢?美国耶鲁法学院的斐斯（Owen Fiss）教授,在其关于美国法治的杰出论著《如法所能》（The Law as It Could Be）一书中,透彻分析了官僚法治的实践根源.
斐斯教授区分了官僚法治的两种腐败类型：一种是“韦伯式的官僚主义”,一种是“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韦伯式的官僚”对应的是一种具有特定信念的、即具有法治信念的的政府官员.用韦伯的概念来说,他们是“法理型支配”下的执法官员,是“因受规则管束而丧失了具体案件裁量空间的官员”.韦伯式官僚因其“只能依据阐释其所在机构的权力和职责的规范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表现为一种“官僚的病态即行为过分僵化”[2]94.由僵化导致的暴力,是我们在很多执法乃至司法过程中看到的常见现象.以为权利就是正确,以为法律就是法则,以为依法办事就是天经地义,正是这种过分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典型特点.
“韦伯式的官僚主义”,被韦伯称作自由的“铁笼”[3].此外,还有福柯的“圆形监狱”[4]、托克维尔的“温和专制”[5]和马克思的“人性异化”[6],都是对于官僚法治的深刻批判.一言以蔽之,铁笼中的自由会导致人性的退化.不仅法治铁笼中的囚禁者,而且法治铁笼的看守者自身,同样甚至更为可能产生人性的退化.这就是法治内在滋生的官僚主义.当今现实中,一起起“暴力拆迁”中的那些对老百姓利益漠不关心的少数官僚们,不正是与法治铁笼一起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关怀么?
僵化的背后便是冷漠.法律的庇护和支持,使得法治官员,不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可能获得一种无所忌惮的暴力信仰.正是这样一种僵化信仰导致的官僚病态,使得一个官员可以眼睁睁看着人民群众遭受痛苦、饱受煎熬乃至失去生命而无动于衷,仅仅因为他是在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追寻法治.对百姓的冷漠无情,可能恰恰来自于对法律的信念和.
这就是斐斯教授重点论述的“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这一批判指向的是“官僚组织对内部从业人员的道德影响”[2]97：“官僚制度不仅产生一种危险的隔绝,而且削弱个人的责任意识”[2]102.“官僚主义隔绝（bureaucratic insularity）”“是由于官僚制度需要对[法律]任务进行拆分”[2]100,每个人都只是官僚机器的一个微小零件,由此导致政府官员“无意识地执行公共权力”[2]98.这固然实现了“自动售货机”式的法治理想,但是公共权力的执行也同时失去了任何理性.正像阿伦特所警告的,当法治陷入了这一病态官僚主义的深渊,那么政府中那无意识中毁灭人类和人性的暴政终将重现[2]97-98.更为严重的是,不但权力行使丧失了理性,而且同时丧失了责任.因为个人当然无需对“组织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2]99.只要一个人按照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哪怕是洪水滔天、见死不救,也全都是法律的责任——是“法律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法治不成熟”,甚至还要说这就是法治的必要代价！按照这个逻辑,一个“暴力抗法者”的,除了咎由自取,又算得了什么呢?和“执法者”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即使错了,那也是法律的错误！甚至对于一个法治的坚定信仰者来说,如果立法、程序正义,那么这样的执法行为就是对的,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不论是“公共权力执行的无意识”还是“个人责任的模糊”,都意味着法治的官僚主义病态结果将会最终颠覆法治本身：用斐斯教授的话来说,“规则统治”（rule of law）的结果实际上是“无人统治”（rule of nobody）[2]97.这种无人自觉也无人负责的规则之治,倒是最大程度地远离了“人治”的“绝对权力”,但其结果反而指向的是“人治”的最大危险：腐败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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