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归属感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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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地山南洋背景小说有两类主人公,作者对第二类主人公即下南洋的华人 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许地山写出了他们漂泊的命运、坚忍的品质,颇为传奇的情节背后更多是南洋华人生存图景的真实性,人物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是中国民众比较普遍的特质.许地山更写出了这些漂泊南洋的华人艰难、复杂的身份认同过程,姻缘、语言文字、宗教、族群等因素都参和影响身份认同,也带来了难解的身份认同困境.
关键词：身份 认同 归属 漂泊
许地山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位有着独特创作风格的现代作家.他早期小说的突出特点往往被概括为传奇情节、异域情调和宗教色彩.所谓异域,主要指东南亚地区,中国民众传统上称之为“南洋”.许地山的早期小说并非都是南洋背景小说,他另有一些国内背景小说,这些小说显示出浓郁的闽台、华南地域文化特色,故事情节也多传奇,宗教色彩并不浓郁.可见学者所概括的传奇情节、异域情调、宗教色彩这些创作特点主要是以许地山南洋背景小说为对象的,换言之,许地山最具代表性最为读者普遍认知的正是其南洋背景小说.
“南洋”相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自然是异域；但相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又有分别.小说《命命鸟》中故事情节展开地为缅甸仰光,正是小说主人公世家子弟“加陵”和名优之女“敏明”出生成长之地,而非异域.南洋背景小说的另一类主人公为“唐山人”即华人,虽身处其地,但南洋对他们而言仍然是异域,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认同和归化,才有可能变客为主.有的华人也许终其一生只能算是客居异域,有的华人通过姻缘、教缘、地缘等人际纽带逐渐植根而融入南洋社会.相对而言,许地山对笔下第二类小说主人公,即下南洋谋生的华人, 了更多的同情,在颇为传奇的情节背后有着更多南洋华人生存图景的真实性,许地山写出了他们漂泊的命运、坚忍的品质、艰难或复杂的身份认同过程.
一、回不去的故土
明清以来,福建、广东一带多有民众“过番”,即下南洋谋生.许地山小说写出了民众过番的各种情形因由,总体说来,其笔下的过番多为被迫之举而非浪漫之行.虽然下南洋渐成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民众并不鲜见的谋生方式、社会传统,但在当时当地,逃离故土、寻求新生的远行者选择目的地时仍然不免焦虑和茫然.金思敬（《枯杨生花》）深夜临行前和寡嫂告别,被问起将何往时,金思敬说：“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要先到厦门去打听一下再定规.我从前想去的是长崎,或是上海,现在我又想向南洋去,所以去处还没一定.”{1}在东洋和南洋的选择中,福建、广东沿海的出洋历险者更多选择了后者.许地山笔下的南洋涉及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其中华人主人公主要活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符合历史和现实情形的,在东南亚各国中华人数量和影响力较大的国家正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相对于有些茫然的谋生或逃亡的男人,女人过番往往是有目的地的：或者寻夫或者寻子,根据丈夫或儿子来信上的地址漂洋过海而来,旅程却不会因为地址明确而减少其危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过番的人们,无论男女,都是漂流者、历险者,前途未知,命运未卜.如何谋生立足进而植根当地是必须应对的命运挑战和难题.对于传统时代的女性而言,变异域为安居地的主要途径是婚姻,由姻缘进而衍生出血缘纽带.云姑（《枯杨生花》）没有找到儿子成仁,新加坡就只是一块陌生的土地；返乡途中又遇海难,真可谓命运多舛.劫后余生的云姑为一善良华人搭救收留,因为恩人的关系,竟然重逢年轻时的爱人金思敬.老年云姑的命运处境犹如枯杨生花,最后和金思敬携手共同生活,新加坡也就转而成为安居之地.
身处多民族杂居的南洋之地,异族通婚自是难免,这是华人谋生、建立人际关系圈、融入当地文化的有效方式.如《商人妇》中的林荫乔在故乡已经娶妻惜官,且夫妻感情和谐,过番来到新加坡,则另娶一马来妇人为妻,后来开店买房置业已然成为富商,显然是下南洋华人中的成功者.根据惜官的观感,“马来婆”相貌丑陋,比不上自己.可是林荫乔却选择丑陋的“马来婆”而冷落惜官,最后,惜官被卖给印度商人.惜官一直纳闷丈夫为何如此对待自己,她认为自己被卖乃马来婆一人所为,丈夫并不知情,事实上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马来婆对林荫乔的生意、社会生存关系的扩展和维护作用更大,因而林荫乔选择马来婆也就不奇怪了.
买惜官的是印度麻德拉斯的回教徒阿户耶,惜官是其众多姬妾中的一位.对这位发财的伊斯兰教商人而言,惜官是异域情调的“外国骨董”.异族婚姻带来的归化影响是明显的.惜官成为印度商人妇后,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利亚”,外貌装扮变化巨大：放脚,鼻上穿孔戴鼻环,穿上“克尔塔”（回妇上衣）、“马拉姆”（胸衣）和“埃撒”（裤子）,可谓是改头换面.惜官不禁感慨：“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回回婆子了.”{2}惜官并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的归属感,其对“回回婆子”的身份认同是无奈和被迫的.然而事实则如惜官所说,她和阿户耶没有夫妻之情,却有夫妻之实,阿户耶死后,因为和儿子的骨肉血缘,惜官留在了印度而无法回到故土.当友人善意地规劝惜官回归故乡时,惜官说：“我是永远不回去的,因为我带着这个棕色孩子,一到家,人必要耻笑我；况且我对于唐文一点也不会,回去岂不要饿死吗?”{3}唐山对惜官而言成了永远回不去的故土.
身份认同是人们在和他人的关系中对自我的理解.对流徙漂泊中的南洋华人而言,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复杂艰辛的,有着情感和现实的冲突性.惜官没有意愿成为“回回婆子”却被迫认同这一身份.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都有赖于和人群建立稳定密切的关联,较为固定长久的人群关系可以满足社会个体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就精神方面而言,能够满足个体在安全感、归属感、亲密感等情感心理上的需求.惜官的困惑和困境在于,因为姻缘、血缘建立的人群关系并不能真正满足她的情感需求；回归唐山事实上也不可行,即使回归故土,估计和周遭人群也难有真正的认同.复杂的生命际遇已经造成了惜官的自我理解和事实情境的分裂,惜官最终面对这种分裂的态度是认命的,也是相对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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